对印刷稿，增加一点收入。可巧在这时候有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鲁迅写得最多，除未登完的《裴彖飞诗论》外，大抵都已收录在文集《坟》的里边。许寿裳成绩顶差，我记得他只写了一篇，题目似是“兴国精神之史耀”，而且还不曾写完。鲁迅的文章中间顶重要的是那一篇《摩罗诗力说》，这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因为恶魔的文字不古，所以换用未经梁武帝改写的“摩罗”。英文原是“撒但派”，乃是英国正宗诗人骂拜伦雪莱等人的话，这里把它扩大了，主要的目的还是介绍别国的革命文人，凡是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便都包括在“摩罗诗力”的里边了。时间虽是迟了两年，发表的地方虽是不同，实在可以这样的说，鲁迅本来想要在《新生》上说的话，现在都已在《河南》上发表出来了。
第二件事是编印《域外小说集》，这也是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两小册子差不多即是《新生》的文艺部分，只是时间迟了，可能选择得比较好些，至少文字的古雅总是比听过文字学以前要更进一步了！虽然这部小说集销路不好，但总之是起了一个头，刊行《新生》的志愿也部分的得以达到了，可以说鲁迅的文艺活动第一段已经完成，以后再经几年潜伏与准备，等候五四以后再开始来作第二段的活动了。正如《河南》上写文章是不意的由于孙竹丹的介绍一样，译印《域外小说集》也是不意的由于一个朋友的帮助。这人叫蒋抑卮，原是秀才，家里开着绸缎庄，又是银行家，可是人很开通，他来东京医病，寄住在我们和许寿裳的寓里，听了鲁迅介绍外国文艺的话，大为赞成，愿意借钱印行。结果是借了他一百五十元，印了初集一千册，二集五百册，但是因为收不回本钱来印第三集，于是只好中止。同时许寿裳回杭州去，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教员，不久也介绍鲁迅前去，这大概是一九〇九年秋天的事情吧。
我写这篇文章，唯一的目的是报告事实。如果事实有不符，那就是原则上有错误，根本的失了存在的价值了。只可惜事隔多年，记忆不能很确，而亲友中又已少有能够指出我的遗漏或讹误的人，这是我所有的唯一的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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