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范爱农—这两个人的缘分真是很奇特的。他们是同乡留日学生，在日本住上好几年，只在同乡会上见过面，主张虽同而说话不投，互相瞪眼而别。这在《朝花夕拾》末篇《范爱农》中说的很是具体，时为光绪丁未即一九〇七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徐伯荪在安庆起义，杀了恩铭，旋即被害，六月初五日秋瑾也在绍兴被杀，同乡会议就是为的讨论这事，所以时期该在阳历七月吧。匆匆过了五年，辛亥（一九一一）革命成功，绍兴军政府任命鲁迅为本地师范学堂（其时尚未改称学校）校长，范爱农为学监，两人第二次见面，成为好友。因为学堂与鲁迅故家相距不到一里路，在办公完毕之后，范爱农便戴着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下雨时穿着钉鞋，拿了雨伞，一直走到“里堂前”，来找鲁迅谈天。鲁老太太便替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大都是批评那些“呆虫”的话，老太太在后房听了有时不免独自匿笑。这样总要到十时后，才打了灯笼回学堂去，这不但在主客二人觉得愉快，便是老太太也引以为乐的。但是“好景不常”，军政府对于学校本不重视，而且因为鲁迅有学生在办报，多说闲话，更是不高兴，所以不久自动脱离，两人就连带去职了。
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政府成立，蔡孑民任教育部长，招鲁迅去帮忙，匆匆往南京，这两位朋友只聚会了两个月光景，又复永远分别了。范爱农失业后，在绍兴杭州间飘泊了几时，终于落水而死，鲁迅那篇文章便是纪念他而作的。这件事说起来已经很古，因为中间经过了四十多年了。可是事有凑巧，近时忽然无意中找着了好些重要的材料，可以稍加说明。这乃是范爱农的几封信，都是在那时候寄给鲁迅的。其一是三月二十七日从杭州所发，其文云：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勾留耳。现因承蒙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未允他，拟阳月杪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羡煞羡煞。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二十七号。《越铎》事变化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
这里需要说明的，如傅励臣即《朝花夕拾》中所说后任校长孔教会会长傅力臣，朱幼溪即都督府派来的拖鼻涕的接收员，罗扬伯则是所谓新进的革命党之一人。《越铎》即是骂都督的日报，系鲁迅学生王文灏等所创办，不过所指变化却不是报馆被毁案，乃是说内部分裂，李霞卿等人分出来，另办《民兴报》，后来鲁迅的《哀范君》的诗便是登在这报上的。末后说到我往杭州事，那时浙江教育司（后来才改称教育厅）司长是沈钧儒先生，委我当本省视学，因事迟去，所以不曾遇见爱农。鲁迅往南京去，大概在三月末回家过一趟，随后跟了政府移往北京。他的壬子日记从五月开始，所以这一段事情无可查考，日记第一天是五月五日，说“舟抵天津”，想来该是四月末离绍的吧。在这以前，鲁迅和范爱农应当在家里会见过，可是这也毫无记忆了。
第二封信的日期是五月九日，也是从杭州寄出，这在壬子日记上有记录，“五月十五日上午得范爱农信，九日自杭州发。”其文云：
“豫才先生钧鉴：别来数日矣，屈指行旌已可到达。子英成章已经卸却，弟之监学则为二年级诸生斥逐，亦于本月一号午后出校。此事起因虽为饭菜，实由傅励臣处置不宜，平日但求敷衍了事，一任诸生自由行动所致。弟早料必生事端，惟不料祸之及己。推及己之由，则（后改为‘现悉统’）系何幾仲一人所主使，唯幾仲与弟结如此不解冤，弟实无从深悉。盖饭菜之事，系范显章朱祖善二公因二十八号星期日起晏，强令厨役补开，厨役以未得教务室及庶务员之命拒之，因此深恨厨役，唆令同学于次日早膳，以饭中有蜈蚣，冀泄其忿。时弟在席，当令厨役掉换，一面将厨役训斥数语了事。讵范朱等忿犹未泄，于午膳时复以饭中有蜈蚣，时适弟不在席，傅励臣在席，相率不食，（但发现蜈蚣时有半数食事已毕，）坚欲请校长严办厨房，其意似非撤换不可。傅乃令诸生询弟，弟令厨役重煮，学生大多数赞成，且宣言如菜不敷，由伊等自购，既经范某说过重煮，定须令厨役重煮。厨役遂复煮，比熟已届上课时刻，乃请诸候选教员用膳，请之再三，而胡问涛朱祖善范显章赵士瑹等一味在内喧扰不来。励乃嘱弟去唤，一面摇铃，令未饱者赶紧来吃，其余均去上课。弟遂前往宣布，胡问涛以菜冷且不敷为词，弟乃云前此汝等宣言菜如不敷，由汝等自备，现在汝等既未备，无论如何只有勉强吃一点。胡等犹复刺刺不已，弟遂宣言，不愿吃又不上课，汝等来此何干，此地究非施饭学堂，（施饭两字系他们所出报中语，）如愿在此肄业，此刻饭不要吃了，理当前去听讲，否则即不愿肄业，尽可回府，即使汝等全体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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