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其邻之赤子乎？"(《孟子·媵文公上》)对于兄之子的爱，自然会厚于对邻人之子的爱。在孟子看来，这是完全正常的；人应当做的就是推广这种爱使之及于更远的社会成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善推其所为"(同上)。这种推广是在爱有差等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的。
爱家人，推而至于也爱家人以外的人，这也就是行"忠恕之道"，回过来说也就是行"仁"，这都是孔子倡导的。这其间并无任何强迫，因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侧隐之心，不忍看得别人受苦。这是"仁之端也"，发展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爱人。但是同样自然的是，爱父母总要胜过爱其他一般的人，爱是有差等的。
儒家的观点是这样。墨家则不然，它坚持说，爱别人和爱父母应当是同等的。这会不会弄成薄父母而厚别人，且不必管它，反正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消除儒家的有差等的爱。孟子抨击"墨氏兼爱，是无父也"的时候，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一点。
在爱的学说上，儒墨的上述分歧，孟子及其以后的许多人都很清楚地指出过。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带根本性的分歧。这就是，儒家认为，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地发展出来的；而墨家认为，兼爱是从外部人为地附加于人的。
也可以说，墨子也回答了孔子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应当行仁义？不过他的回答是根据功利主义。他强调超自然的和政治的制裁以强迫和诱导人们实行兼爱，也与儒家为仁义而仁义的原则不合。若把第五章 所引《墨子·兼爱》篇的话与本章所引《孟子》论"四端"的话加以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两家的根本分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墨家的国家起源论，也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理论。现在再看儒家的国家起源论，又与它不同。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媵文公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有人伦以及建立在人伦之上的道德原则。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照墨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有用；照儒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应当存在"
人只有在人伦即人与人的关系中，才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发展。孟子像亚力士多德，主张"人是政治的动物"，主张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才能够充分发展这些人伦。国家是一个道德的组织，国家的元首必须是道德的领袖。因此儒家的政治哲学认为，只有圣人可以成为真正的王。孟子把这种理想，描绘成在理想化的古代已经存在。据他说，有个时期圣人尧为天子(据说是活在公元前二十四世纪)。尧老了，选出一个年轻些的圣人舜，教绘他怎样为君，于是在尧死后舜为天子。同样地，舜老了选出一个年轻些的圣人禹作他的继承人。天子的宝座就这样由圣人传给圣人，照孟子说，这样做是因为应当这样做。
君若没有圣君必备的道德条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杀了君，也不算弑君之罪。这是因为，照孟子说，君若不照理想的君道应当做的做，他在道德上就不是君了，按孔子正名的学说，他只是"一夫"，如孟子所说的(《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的这个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中，以至在晚近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建中，曾经发生巨大的影响。西方民主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也发挥了作用，这是事实，但是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本国的古老的有权革命的思想，它的影响毕竟大得多。
如果圣人为王，他的治道就叫做王道。照孟子和后来的儒家说，有两种治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种类。圣王的治道是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霸主的治道是通过暴力的强迫。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在这一点上，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后来的中国政治哲学家一贯坚持王霸的区别。用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说，民主政治就是王道，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自由结合；而法西斯政治就是霸道，因为它的统治是靠恐怖和暴力。
圣王的王道为人民的福利尽一切努力，这意味着他的国家一定要建立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由于中国经常占压倒之势的是土地问题，所以据孟子看来，王道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在于平均分配士地，这是很自然的。他的理想的土地制度，就是以"井田"着称的制度。按照这个制度，每平方里(一里约为三分之一英里)土地分成九个方块，每块为一百亩。中央一块叫做"公田"，周围八块是八家的私田，每家一块。八家合种公田，自种私田。公田的产品交给政府，私田的产品各家自留。九个方块安排得像个"井"字，因此叫做"井田制度"(《孟子·媵文公上》)。
孟子进一步描绘这个制度说，各家在其私田中五亩宅基的周围，要种上桑树，这样，老年人就可以穿上丝稠了。各家还要养鸡养猪，这样，老年人就有肉吃了。这若做到了，则王道治下的每个人都可以"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不过仅仅是王道之"始"，因为它仅只是人民获得高度文化的经济基础。还要"谨痒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义"，使人人受到一定的教育，懂得人伦的道理，只有这样，王道才算完成。
行这种王道，并不是与人性相反的事情，而恰恰是圣王发展他自己的"恻隐之心"的直接结果。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思想中。"不忍人之心"与"恻隐之心"是一回事。我们已经知道，照儒家所说，仁，只不过是恻隐之心的发展；恻隐之心又只有通过爱的实际行动来发展；而爱的实际行动又只不过是"善推其所为"，也就是行忠恕之道。王道不是别的，只是圣王实行爱人、实行忠恕的结果。
照孟子所说，王道并无奥妙，也不难。《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作牺牲，他"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因而命令用羊替换它。于是孟子对宣王说，这就是他的"不忍人之心"的例子，只要他能够把它推广到人事上，他就是行王道。宣王说他办不到，因为他有好货、好色的毛病。孟子说，人人好货、好色，王如果由知道自己的欲望，从而也知道他的所有人民的欲望，并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别的，正是王道。
孟子对宣王所说的一切，没有别的，就只是"善推其所为"，这正是行忠恕之道。在这里我们看出，孟子如何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阐明忠恕之道时，还只限于应用到个人自我修养方面，而孟子则将其应用范围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在孔子那里，忠恕还只是"内圣"之道，经过孟子的扩展，忠恕又成为"外王"之道。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犬守夜鸡司
即使是在"内圣"的意义上，孟子对于这个道的概念，也比孔子讲得更清楚。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里所说的"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所以充分发展了这个心，也就知道了我们的性。又据孟子说，我们的性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知道了性，也就知道了天。
照孟子和儒家中孟子这一派讲来，宇宙在实质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宇宙的形上学原则，人性就是这些原则的例证。孟子及其学派讲到天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个道德的宇宙。理解了这个道德的宇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天"。一个人如果能知天，他就不仅是社会的公民，而且是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说的"天民"(《孟子·尽心上》)。孟子进一步区别"人爵"与"天爵"。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换句话说，天爵都是在价值世界里才能够达到的境地，至于人爵都是人类世界里纯属世俗的概念。一个天民，正因为他是天民，所关心的只是天爵，而不是人爵。
孟子还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怨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换句话说，一个人通过充分发展它的性，就不仅知天，而且同天。一个人也只有充分发展他的不忍人之心，他才内有仁德。要达到仁，最好的方法是行忠恕。通过行忠恕，他的自我、自私，都逐步减少了。一旦减无可减，他就感觉到再也没有人与我的分别，再也没有人与天的分别。这就是说，他已经同天，即与宇宙同一，成为一个整体。由此就认识到"万物皆备于我"。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了孟子哲学中的神秘主义成分，
若要更好地了解这种神秘主义，就得看一看孟子对于"浩然之气"的讨论，在其中，孟子描述了自己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孟子·公孙丑上》告诉我们，有一位弟子问孟子有什么特长，孟子回答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位弟子又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回答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浩然之气"是孟子独创的名词。到后来，孟子的影响日益增大，这个名词也就不罕见了，但是在先秦仅此一见。至于它到底意指什么，连孟子也承认"难言也"(同上)。可是这段讨论，先讲了两个武士和他们养气的方法。从这一点我推测出，孟子的"气"也就是"勇气"的气，"士气"的气。它和武士的勇气、士气性质相同。当然也有所不同，就是它更被形容为"浩然"，浩然是盛大流行的样子。武士所养的气是关系到人和人的东西，所以只是一种道德的价值。但是浩然之气则是关系到人和宇宙的东西，因而是一种超道德的价值。它是与宇宙同一的人的气，所以孟子说它"塞于天地之间"。
养浩然之气的方法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可以叫做"知道"。道就是提高精神境界的道。另一方面，孟子叫做"集义"，就是经常做一个"天民"在宇宙中应当做的事。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孟子说的"配义与道"。
一个人能够"知道"而且长期"集义"，浩然之气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丝毫的勉强也会坏事。就像孟子说的："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偃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同上)
一个人种庄稼，一方面当然要培育它，但是另一方面千万不可"助长"。养浩然之气正像种庄稼，当然要做些事，那就是行仁义。虽然孟子在这里只说到义，没有说到仁，实际上并无不同，因为仁是内部内容，其外部表现就是义。一个人若是经常行义，浩然之气就会自然而然从他的内心出现。
虽然这种浩然之气听起来怪神秘，可是照孟子所说，它仍然是每个人都能够养成的。这是因为浩然之气不是别的，就是充分发展了的人性，而每个人的人性基本上是相同的。人性相同，正如每个人的身体形状相同。孟子举了个例子，他说，鞋匠做鞋子，虽然不了解顾客的脚实际有多大，但是他做的总是鞋子，而不是草篮子(《孟子·告子上》)。这是因为人的脚都是大同小异的。人性的情况也一样，圣人的本性与其他人的也相同。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圣人。只要他充分地发展他的本性就行了。正如孟子断言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是孟子的教育学说，历来的儒家都坚持这个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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