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其言而撰之。汉兴，传者三家：鲁人传之，谓之《鲁论》。齐人传之，谓之《齐论》，而《齐论》增《问王》、《知道》二篇，今文无之。出于孔子壁中者，则曰《古论》，有两《子张》。是三家者，篇第先后，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谓《鲁论》者也。
小学类古者教学之法，八岁而入小学，以习六甲、四方、书数之艺，至于成童而后授经，儒者究极天地、人神、事物之理，无所不通，故其学有次第，而后大成焉。《尔雅》出于汉世，正名命物，讲说者资之，于是有训诂之学。文字之兴，随世转易，务趋便省，久后乃或亡其本，《三苍》之说始志字法，而许慎作《说文》，于是有偏旁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而孙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篆、隶、古文，为体各异，秦、汉以来，学者务极其能，于是有字书之学。先儒之立学，其初为法未始不详而明，而后世犹或讹失，故虽小学，不可阙焉。
正史类
昔孔子删《书》，上断《尧典》，下讫《秦誓》，著为百篇。观其尧、舜之际，君臣相与吁俞和谐于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约束赏罚，而民莫敢违。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周衰史废，《春秋》所书，尤谨密矣。非惟史有详略，抑由时君功德薄厚，异世而殊文哉。自司马氏上采黄帝，迄于汉武，始成《史记》之一家。由汉以来，千有余岁，其君臣善恶之迹，史氏详焉。虽其文质不同，要其治乱兴废之本，可以考焉。
编年类
昔春秋之后，继以战国，诸侯交乱，而史氏废失，策书所载，纪次不完。司马迁始为纪、传、表、志之体，网罗千载，驰骋其文，其后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义，书元最谨，一时无事，犹空书其首月，以谓四时不具则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纪，下正人事。自晋荀悦为《汉纪》，始复编年之体，学徒称之。后世作者，皆与正史并行云。实录类
实录起于唐世，自高祖至于武宗，其后兵盗相交，史不暇录，而贾纬始作补录，十或得其二三。五代之际，尤多故矣，天下乖隔，号令并出，传记之士，讹谬尤多。幸而中国之君，实录粗备，其盛衰善恶之迹，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杂史类
《周礼》：天子、诸侯皆有史官。晋之《乘》，楚之《?杌》，考其纪事，为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国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异，寻亦磨灭，其存无几。若乃史官失职，畏怯回隐，则游谈处士亦必各记其说，以申所怀。然自司马迁之多闻，当其作《史记》，必上采《帝系》、《世本》，旁及战国荀卿所录，以成其书，则诸家之说，可不备存乎。伪史类
周室之季，吴、楚可谓强矣，而仲尼修《春秋》，书荆以狄之，虽其屡进，不过子爵，所以抑黜僭乱而使后世知惧。三代之弊也，乱极于七雄并主；汉之弊也，乱极于三国；魏晋之弊也，乱极于永嘉以来；隋唐之弊也，乱极于五代。五代之际，天下分为十三四，而私窍名号者七国。及大宋受命，王师四征，其系累负质，请死不暇，九服遂归于有德。历考前世僭窃之邦，虽因时苟偷，自强一方，然卒归于祸败。故录于篇，以为贼乱之戒云。
职官类
尧、舜、三代建官，名数不同，而周之六官备矣。然汉、唐之兴，皆因秦、隋官号而损益之，足以致治兴化。由此而言，在乎举职勤事，代天治物而已。至于车服、印绶、爵秩、俸廪，因时为制，著于有司。《书》曰“无旷庶官”，又曰“允厘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职恭位，此虞舜所以端拱无为，而化成天下，可不重哉！
仪注类
昔汉诸儒，得古礼十七篇，以为《仪礼》，而《大射》之篇独曰“仪”，盖射主于容，升降揖让不可以失。《记》曰：“礼之末节，有司掌之。”凡为天下国家者，莫不讲乎三代之制，其采章文物，邦国之典，存乎礼官，秦汉以来，世有损益。至于车旗服器，有司所记遗文故事，凡可录者，皆附于史官云。
刑法类
刑者，圣人所以爱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杀之意，必本乎至仁，然而执梃刃刑人而不疑者，审得其当也。故法家之说，务原人情，极其真伪，必使有司不得铢寸轻重出入，则其为书不得不备。历世之治，因时制法，缘民之情，损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地理类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别九州之名，记之《禹贡》。及周之兴，画为九畿，而宅其中，内建五等之封，外抚四荒之表，《职方》之述备矣。及其衰也，诸侯并争，并吞削夺。秦汉以来，郡国州县，废兴治乱，割裂分属，更易不常。至于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风俗，五方不同，行师用兵，顺民施政，考于图谍，可以览焉。
氏族类
昔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尧、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于黄帝，而姓氏不同。其后世封为诸侯者，或以国为姓。至于公子公孙，官邑谥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系》、《世本》言之甚详。秦汉以来，官邑谥族不自别而为姓，又无赐族之礼。至于近世，迁徙不常，则其得姓之因与夫祖宗世次人伦之记，尤不可以不考焉。
岁时类《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故尧、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时，秋成春作，教民无失。《周礼》六《官》亦因天地四时，分其典职。然则天时者，圣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周公始作《时训》，日星气节，七十二候，凡国家之政，生民之业，皆取则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于山翁野夫耕桑、树艺、四时之说，其可遗哉？
传记类古者史官，其书有法，大事书之策，小事载之简牍。至于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史不及书。则传记之说，或有取焉。然自六经之文，诸家异学，说或不同。况乎幽人处士，闻见各异，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
儒家类
仲尼之业，垂之六经，其道闳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无以为法。故自孟轲、扬雄、荀卿之徒，又驾其说，扶而大之。历世诸子，转相祖述，自名一家，异端其言，或破碎于大道。然计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类
道家者流，本清虚，去健羡，泊然自守，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虽圣人南面之术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弃去仁义，而归之自然，以因循为用，则儒者病之云。法家类
法家者流，以法绳天下，使一本于其术。商君、申、韩之徒，乃推而大之，挟其说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职分，辅礼制，于王治不为无益。然或狃细苛，持刻深，不可不察者也。
名家类
名家者流，所以辨核名实，流别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逾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为政之大本，不可不正者也。
墨家类
墨家者流，其言贵俭兼爱，尊贤右鬼，非命上同，此墨家之所行也。孟子之时，墨与杨其道塞路，轲以墨子之术俭而难遵，兼爱而不知亲疏，故辞而僻之。然其强本啬用之说，有足取焉。
纵横家类
春秋之际，王政不明，而诸侯交乱。谈说之士，出於其间，各挟其术，以干时君。其因时适变，当权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杂家类
杂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贯穿众说，无所不通。然亦有补于治理，不可废焉。
农家类
农家者流，衣食之本原也。四民之业，其次曰农。稷播百谷，勤劳天下，功炳后世，著见书史。孟子聘列国，陈王道，未始不究耕桑之勤。汉兴，劭农勉人，为之著令。今集其树艺之说，庶取法焉。
小说类《书》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又曰“询于刍荛”，是小说之不可废也。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兵家类
《周礼。夏官》：司马掌军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国。《书》之《洪范》：“八曰‘师’。”《易》之《系辞》：“取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汤、武之时，胜以仁义。春秋、战国，出奇狃变，其术无穷，自田齐始，著《司马之法》。汉兴，张、韩之徒，序次其书。武帝之世，杨仆又捃摭之，谓之《纪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析为四种。由是，兵家之文，既修列矣。然而《司马之法》本之礼让，后世莫行焉。惟孙武之书，法术大详。考今之列，非特四种，又杂以卜筮、刑政之说，存诸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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