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圣矣，岂其将死犹好奇钓名至此哉？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假使不易，安知不少缓须臾无死。然而曾子不愿者，盖虽一箦之非正，犹舍生取义如此也。今三司使之位，非一箦之细矣；逐人而居之，非士用大夫器物之小过矣。修知爱人以德而已，遑问后世以修与拯为相能不相能哉。善夫蔡襄之疏也，曰：“朝廷增用谏臣，欧阳修、余靖、王素一日拜命，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之说。其说不过三，臣请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当道，论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无所陈列，则土木之人皆可为矣。二曰好进。前世谏者之难，激于忠愤，遭世昏乱，死犹不辞，何好进之有？近世奖拔太速，但久而弗迁，虽死是官，犹无悔也。三曰彰君过。谏争之臣，盖以司过举耳，人主听而行之，足以致从谏之誉，何过之能彰。至于巧者亦然，事难言则喑，择其无忤者，时一发焉，犹或不行，则退而曰吾尝论某事矣，此之谓好名。默默容容，无所愧耻，蹑资累及，以挹显仕，此之谓好进。君有过失，不救之于未然，传之天下后世，其事乃不可掩，此之谓彰君过。愿陛下察之。”襄于修辈始作谏官之时，讽上久而勿迁，使之死于是官，岂亦与修辈不相能哉？君子之所欲忠者国耳、主耳，其他又何所惜？襄之知修，必不以不迁官为恨，犹修之知拯，必不以不得三司使为恨也。正人君子之心胸，类非俗士之所为欤！
论乞令百官议事札子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顾又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何哉？曰：军国大事，人人共知而不可秘密者，古先哲王固不特谋及卿士，而且谋及庶人矣。若夫事之未成而定命于几先，则不特无谋及庶人之理，即在廷卿士，自不得人人与闻，以害其成也。嗟乎！偏听生奸，独任成弊。如修所云大臣自无谋虑而杜塞众见者，固以不能集思广益而处置多差。然如修所云下百官廷议，随其所见同异各令署状者，亦归于有治人无治法耳。《诗》不云乎“谋夫孔多，事用不集。发言盈廷，谁敢执其咎”？为人君者傅采其论，则人各欲售其私说，以图其意中所欲得而不顾其它；弃之不采，则人各缄默取容，以听大官之臆决而万口附和。是非卿、尹、旅、牧各得其人，则修之此议亦徒然耳。甚哉！期事之集，必期谋之臧，而期谋之臧，必期才之众。国无贤才，则国空虚。“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蒿目斯世，不能不读修此议而三叹也。
论美人张氏恩宠宜加裁损札子张氏，仁宗美人，卒谥温成皇后。初，仁宗宠张氏，欲以为后。太后难之，乃立郭崇之孙为后，继而见废。世儒谓仁宗夫妇间，未免大圭之玷也。然郭后废而曹后立，史载曹后事迹亦不减女中尧舜，然则其所为张美人，当亦必有取焉，而非仅以色升欤。欧阳修此疏，读者必曰仁宗亦蛊于女色，否则必曰欧阳修彰君之过，而使此文传至于今也。为此解者，不特不识欧阳修，亦不识仁宗。夫床笫之爱，而当时文学侍从之臣得直言无忌如此，非圣贤而能致然乎？论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札子元史臣谓真宗英悟之主，而天书一事，吁可骇怪。及修《辽史》，乃知辽俗尚礻几而明鬼，故神道设教，假以动敌人之听，消凯觎而偃兵革耳，然而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贤哉。欧阳修作蜀《王建世家》论，谓自古王者殊祥异瑞并见于五代，而又皆萃于蜀，惑者可以思焉。盖深以为非也。及是澧州献瑞木成文，遂慷慨论列，不顾忌讳。修于真宗之非自欺，而仁宗之必不裕蛊，虽若不相知者，顾其论正而言忠，则可为后世法也。
请驾不幸温成庙札子唐太宗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魏征同升。征熟视曰：“臣?毛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征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臣固见之矣。”帝泣为毁观。欧阳修请驾不幸温成庙，与征后先辉映矣。夫《咸》、《恒》为后天卦首，古先哲王亦与人同其情，况存亡之际乎。然惟情之无过不及处乃为礼。礼失则情乖，情乖则民志惑。厚于所当薄，即已薄于所当厚，本乱而末不可得而治。故虽一举足，一出言，而子孙黎民之能保不能保系焉。以礼制心，然后能垂裕于后昆。此忠臣志士之所以??于其君也。然则太宗之不若魏征，仁宗之不若欧阳修，固若是乎？曰奚其然也。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观影之直，则知表之正，影与表可曰二哉？况善言者出于口而无穷，善行者备厥万而犹阙，言易行难，何往不然？独是臣能言之于君，则匪为言也，乃其行也。然君能听而改之，则言者臣之虚言，听者君之实行矣。千虚不如一实，曷可贬实而崇虚哉？成汤之圣也，曰改过不吝。圣，不圣于无过，而圣于改过。然过之作也，己觉之而己改之，犹未足以云圣人之大心也。惟人觉之而己改之，则天下之人之心莫非其心，而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矣。是非太宗、仁宗之所可当也。必也舜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必也孔子乎，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舜与孔子固全之，若此二事，乃太宗、仁宗之能得乎？舜与孔子，百之一而荣莫大焉者也！俗士以征有言即谓太宗不如征，修有言即谓仁宗不如修，是人我之见不忘，而元首股肱之义由以日丧也。
论逐路取人札子观修此疏，知东南文字之盛，自宋仁宗时已然，而解额之不能均，亦复与今一辙。顾尝论之，虞廷之取士也，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周室之取士也，曰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然则取人以言，固属一端，即使文风日正，经学日明，而所为科目出身者，亦止是三代以上言扬之，一未可谓此外必无贤才。况所较者，仅在声调格律时尚之细，以此而欲重东南而轻西北，诚非帝王驭世之大公矣。特是时移势易，古今不同，故虞廷之所为“明试以功”，周室之所为“德进事举”者，后世用之益以滋乱。不若科目之法，犹可驱天下，使诵法孔子泽躬于六经，忽不自知其入于义理之域。且其法易以防闲，统百年而计之公者犹得什九，是以不得不专用其法，岂曰经世之士尽出于能文者也。故就文而论，则选额之不可以地均，诚如修之所云。以用人而论，其不得不以地均之者，亦天下之大势有不能因噎以废食者。修有试进士策问取士之法，而极论其难，较之此疏，更为千古确论。
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暴秦焚书，六经亡轶。汉儒掇拾遗言，各立门户，其幸而传至今日者，固其守先待后之功，而诈伪繁兴，亦莫甚于彼时。而于其中敢于诬天蔑圣者，则以谶纬为甚。谶纬之书，莫知所自起，王莽笃好之，其下遂相与诈造欺蒙，以售其私。而莽又明知其欺而乐用之，以愚黔首，而借以篡汉天下。盖乱臣贼子之言也，而托诸孔子。然既托诸孔子，则虽以光武之贤，犹不能无惑焉。唐作《九经正义》，犹引用其说。欧阳修疏请削除，见亦伟矣，惜犹未曾抉其底里痛扫溉之，以解后世惑也。夫谶纬之托诸圣言者，为其“前知”也，为其“知天”也。《中庸》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疑若似矣。顾差若毫厘，即谬以千里。夫天者，理也。叙则为典，秩则为礼，立之为三纲，行之为五常。三纲立，五常行，则人无逆天，物极则长，而所为“生生之谓易”者行乎其间，乾坤于以不毁。三纲颓，五常废，则人物凋丧，渐消渐毁，以至于无而乾坤息。故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之所为知天而可以前知者，如是而已。若夫继周而为汉，汉帝姓刘，孔子安得知之，而又何用知之哉？孔子葬母，既封矣，雨甚而墓崩，孔子不能前知也。而谓孔子知沙丘崩为汉元王皇后之祥乎？《国语》有之曰：“吾非瞽史，安知天道？”盖盲者业专，其艺必精，故能以数测气，推现至隐。如裨灶、梓慎、京房、焦赣之流，犹古瞽史之遗，见于史氏，代不乏人。然其为术，所为文史星历，近于卜祝之间者，又奚得以六经、《语》、《孟》治天下之大经大法错处杂陈，而谓圣之所以为圣在此也哉？况夫王莽时，刘歆辈所造奸言，直是执左道以乱政，又安可令其托于孔子惑世诬民而莫之正耶？汉承七国之后，圣远道微，言庞事杂，故如所传斩蛇交龙等事，犹与篝火狐鸣一辙。萧、曹辈皆未尝学问，不知正其前失，转艳称于后世。后世惑之，王莽遂乘之以移其社稷当涂，典午更用之以灭其子孙，而辗转相灭。由是讹以传讹，暴以易暴，五代十六国之交，视弑君篡国为天之所命，圣之所记，史臣津津称道之。呜呼！人心若此，几何不入于禽兽也！又如晋王嘉《拾遗记》等书，所称黄帝金支玉叶，武王白鱼流乌之类，谓自古帝王受命之符罔不如是。夫删《书》断自唐、虞，既有其事，周、孔必述，周孔不述，其诬可知。王嘉辈何能从千载以后而得千载以前之事？其博洽过于周、孔如是也？其为拾汉、魏之遗?，诬帝王以神怪，不待明者而决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之所归，是乃天之符命耳。人者，万物之灵也，天地之心也，五和之秀气也。不观之人而观之云物鸟兽，何其荣末而虐本欤！亦异乎圣人之言矣。陋儒不察，遂使谶纬之文述之学校，被之闾阎，虽妇人小子亦同然一辞，其所以为人心之害者，岂细故哉！论议濮安懿王典礼札子按史：仁宗以同祖兄濮王元让子宗实为皇子，是为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诏须大祥后议之。二年，乃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议，翰林学士王?等谓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于是中书奏：王?等所议，未见详定濮王当何称，名与不名。?等议宜称皇伯而不名。中书又奏：《礼》与令：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又汉宣、光武，皆称皇考。今?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有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议奏。方议，而皇太后手诏诘责执政。于是诏权罢议，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闻。礼官范镇等又奏请如王?等议。御史吕诲弹欧阳修首建邪议，韩琦、曾公亮、赵概附会不正之罪，固请如王?等议。既而内出皇太后手诏，可令皇帝称亲，濮王称皇，夫人并称后。英宗即日手诏曰：“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其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奉祠。”翌日，诲等缴敕，家居待罪，英宗命阁门以告还之，诲等力辞台职。诲等既出，而濮议亦寝。修此疏，当在皇太后诘责执政，而英宗手诏罢议之时也。观宋诸臣所见虽不同，要非若明臣张璁、桂萼谄上希旨为进用阶梯。顾核诸先王“缘人情以制礼，本天性以立则”之旨，欧阳之议自是至当，而当日英宗处置尽善，亦可为无遗憾矣。乃后世犹??焉，谓称皇伯之是者，盖以司马温公诸贤并与王?同议也。夫君子亦不能无过，有过不害为君子。然君子之过，亦不可从，一以理为断而已。世传朱子亦以欧阳为非，谓其疑于两父，其说曰：“辟若仁宗与濮王俱在世，则为英宗者，可皆称为父子乎？”顾未知朱子实有是说邪，抑门弟子附会之词也？不可考矣。夫所为伯、仲、叔、季者，行第之称。古人伯则曰伯父，叔则曰叔父，无去父而止称伯、叔者。《曲礼》云“五官之长，天子同姓，谓之伯父。九州之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者是也。又如《鲁颂》曰“王曰叔父”，《小雅》曰“既有肥牡，以速诸父”，经籍所载，不可备举，何得谓为二父乎？伯父、叔父、诸父，本生父同义也，独于所继，止谓之父，则亦足以昭重宗之义，合降期之意矣。乃必讳其父之称而称皇伯，何其无稽也！人之生父生之，此天也，非人也，其名可以意为改者哉？或曰：若然，则不得为人后矣，为人后者人为之，岂天为之邪？曰：固天为之也。自身而上有父，天也；自父而上有祖，亦天也。由父视之，则有己子与兄弟之子之分；由祖视之，则均之为孙矣。均之为孙，则天也，非人矣。宋时诸臣，固亦于此有未能脱然者，又哀仁宗大贤而无子，必欲泯濮王之迹以消其余憾，而朝堂之上纷呶不已。英宗不欲明其是非，而两置之，遂成千秋疑案。有宋君臣是者固无非矣，其非者犹是君子之过也。然而延及明嘉靖帝，诸臣遂执宋臣之议，以死争哭于阙下。帝刚愎少恩，尽收付廷尉，而贤材为之一空。于是佞人虱其间，荧惑?张，尽变明代祖宗成宪与贤士大夫风尚，而明亦浸衰而浸亡矣。於戏！士君子持论，揆诸天理民彝之衷，少有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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