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倚，则其毒流于后世。如此，可不慎哉！
祭尹师鲁文尹师鲁，名洙，少以儒学知名，举进士。宋世古文，洙与穆修实始振起其衰。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练习边事，深晓兵法，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会郑戬为陕西四路都总管，遣刘沪、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为城砦多则兵势分，是以前此屡困于贼，今何可又益城？奏罢之时，戬已解四路，而沪等督役如故。洙召之，不至；代之，不受。乃使狄青械沪、士廉下吏。戬论奏不已，卒城水洛。士廉诣阙上书讼洙，诏遣御史刘?就鞫，不得他罪。?文致之，贬洙监均州酒税，感疾而卒。修祭文所谓“辨足以穷万物，而不能当一狱吏”者也。尝谓明刑所以弼教，而察狱所以平冤。汉承秦弊，古义荡然，虽相如萧何，将如周勃，亦辄付系。延至末代，狱吏成风，惟希意指之所向，不揆其情辞而丽以法，转以法就其情辞，意见既立，虽孔、孟不得为完人，而苏、张无所措其舌。矜名节者，恚极而不得辨；达生死者，休焉而不与辨；暗且弱者，呐呐然辨而不能辨；强且明者，喋喋然辨而不听其辨。所以古人画地为牢誓不入，刻木为吏义不对也。以此承君上之意指，则一狱成而万事必有受其害者矣；以此承权臣之意指，则万事隳而宗社亦且受其害矣。贤如宋仁宗，尚使尹洙被文致于狱吏以称于后世也，可不惧哉！
祭苏子美文仁宗逐苏舜钦辈，不使朝士以夸诞标榜相尚，所以维风端习，未为失也。特宜正王直柔侮慢圣贤之罪，而苏舜钦辈醉饱之过，则教而不怒。斯才士不至沉沦，而憸壬一网打尽之策，亦自不堕其术中矣。
泷冈阡表朱子谓韩愈《祭十二郎文》后数百年，而本朝复有欧阳文忠公《泷冈阡表》，其为朱子所心折如此。然以两文较之，其情致悱恻，能达所不能达之隐，所谓喜往复善自道者，则果相伯仲。若夫垂诸万世，使酷吏读之亦不觉泫然流涕者，欧作固专其美，而韩逊不如。子曰“苟有车，必见其式；苟有衣，必见其敝”，盖言有其实斯有其文也。愈固不得无之而空言之，欧之胜者实也。如此文者，所当自朝廷至于里巷，莫不讴吟讽诵者欤！夫是之谓羽翼六经。羽翼六经云者，固不在句训字诂之徒也。
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修与杜衍子?书自谓：“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又言：“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不免更作文字发明，欲后世以家集为信。”又言：“尹氏子卒请韩太尉别作墓表，以此见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尝异，修岂负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为鉴。”别一书云：“所记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无巨美，不可不书。于公为可略者，皆不暇书。”观修言，作志亦大难矣。凡墓志、神道，皆国史所据以示后世者也。文如韩、欧其人者不世出，而史则不可以或阙。不可或阙，而又无可信之碑志以为据依，则信史不更大难乎！观修为杜衍作志，其斤斤自明如此，盖以时俗不能晓信今传后之义，徒欲跻其父祖与圣哲比肩，必铭功悉太公、颂德皆仲尼而后快，不知空言无实之名非所荣也。徒使平昔一言一行之善犹可励俗而兴行者，转因繁言浮词致晦昧湮亡而莫可问。迨史氏稽集于数十百年之后，济济皆太公、仲尼，而考其实，茫然无所得。既总无可信，则必以意为轩轾，党其所亲而毁其所怒，甚至苞苴请谒行焉。而古今是非之公，不独泯于当时，而且泯于万世矣。修之慎重不苟然者，岂为一己之私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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