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列《商》、《鲁》。其正变之风，十有四国，而其次比，莫详其义。惟封国、变风之先后，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于周，《邶》、《?》并于卫，《桧》、《魏》无世家。其可考者，《陈》、《齐》、《卫》、《晋》、《曹》、《郑》、《秦》，此封国之先后也；《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此变风之先后也；《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此孔子未删《诗》之前，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黜《桧》后《陈》，此今《诗》次比也。
初，予未见郑《谱》，尝略考《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郑之说，为《诗图》十四篇。今因取以补郑《谱》之亡者，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后甚备，因据而求其得失，较然矣。而仍存其图，庶几以见予于郑氏之学尽心焉耳。夫尽其说而有所不通，然后得以论正，予岂好为异论者哉。凡补其谱十有五，补其文字二百七，〈〔《谱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颖达《正义》所载之文补足，因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用旧注云。〉增损涂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郑氏之谱复完矣。
续思颍诗序〈熙宁三年〉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约梅圣俞买田于颍上。其诗曰：“优游琴酒遂渔钓，上下林壑相攀跻，及身强健始为乐，莫待衰病须扶携。”此盖余之本志也。时年四十有四。其后丁家艰，服除还朝，遂入翰林为学士。忽忽七八年间，归颍之志虽未遑也，然未尝一日少忘焉。故其诗曰：“乞身当及强健时，顾我蹉跎已衰老。”盖叹前言之未践也。时年五十有二。自是误被选擢，叨尘二府，遂历三朝。盖自嘉祐、治平之间，国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时也。而非才窍位，谤咎已盈，赖天子仁圣聪明，辨察诬罔，始终保全。其出处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盖自有蹉跎之叹又复一纪矣。中间在亳，幸遇朝廷无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当责任，以谓臣子可退无嫌之时，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恻然，闵其年犹未也，谓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诏谕，未赐允俞。今者蒙上哀怜，察其实病且衰矣，既不责其避事，又曲从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宽仁，遂万物之所欲，覆载含容养育之恩也。而复蔡、颍连疆，因得以为归老之渐，冀少偿其夙愿，兹又莫大之幸焉。
初，陆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书所作十有三篇为《思颍诗》，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盖自南都至在中书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见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渐短，其心渐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几览者知余有志于强健之时，而获偿于衰老之后，幸不讥其践言之晚也。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孙子后序
世所传孙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注，号“三家孙子”。余顷与撰四库书目，所见《孙子》注者尤多。武之书本于兵，兵之术非一，而以不穷为奇，宜其说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长，其施设各异，故或胶其说于偏见，然无出所谓三家者。三家之注，?最后，其说时时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然前世言善用兵称曹公，曹公尝与董、吕、诸袁角其力而胜之，遂与吴、蜀分汉而王。传言魏之诸将出兵千里，公每坐计胜败，授其成算，诸将用之十不失一，一有违者，兵辄败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书》从事，其精于兵也如此，牧谓曹公于注《孙子》尤略，盖惜其所得，自为一书。是曹公悉得武之术也。然武尝以其书干吴王阖闾，阖闾用之，西破楚，北服齐、晋，而霸诸侯。夫使武自用其书，止于强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终不能灭吴、蜀，岂武之术尽于此乎，抑用之不极其能也？后之学者徒见其书，又各牵于己见，是以注者虽多而少当也。
独吾友圣俞不然，尝评武之书曰：“此战国相倾之说也。三代王者之师，司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爱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师用兵、料敌制胜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为注，凡胶于偏见者皆抉去，傅以己意而发之，然后武之说不汩而明。吾知此书当与三家并传，而后世取其说者，往往于吾圣俞多焉。圣俞为人谨质温恭，仁厚而明，衣冠进趋，眇然儒者也。后世之视其书者，与太史公疑张子房为壮夫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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