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以争毫末之利。用心益劳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无量也。
何谓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谓也。夫阴阳在天地间腾降而相推，不能无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气，不能无疾病也。故善医者不能使人无疾病，疗之而已；善为政者不能使岁无凶荒，备之而已。尧、汤大圣，不能使无水旱，而能备之者也。古者丰年补救之术，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岁期一岁以必灾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调度，用足一岁而已，是期天岁岁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岁，连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无水旱，卒而遇之，无备故也。
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复用于今。为计者莫若就民而为之制，要在下者尽力而无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节，则民与国庶几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颇推务本以兴农，故辄原其弊而列之，以俟兴利除害者采于有司也。
兵储〈庆历四年〉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虽有细大，俾专董其权，责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坚执锐，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积谷，在委办吏尔。而汉末有田禾将军，屯田北边。魏兴，建典农中郎将。唐建营田使、副、判官。虽晋、魏、南北，职未尝阙。
国家弭獯戎之患，包汉、唐之境，然而塞垣储偫，罔遵古宪，俾仰给他州馈饷，此外固无筑室、反耕、典农、营田之利。倘遇凶荒，未免艰食。虽有转运，未免营田。何尝建明利害，稍致仓禀羡余，但守空名，曾无实效。当今之议，要在乎河北、河东、陕西戍兵之地，各特置营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职。若遇水潦行流之处，广植?亢稻；虽荒隙原田，亦当垦辟，播以五谷。今河北保塞，河东并、汾，关中泾阳，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邺中西门豹溉田之迹未见兴起，得非后人务于因循，而无昔贤识邪？不然，何历朝而下，泾陂如是？
或曰：亦尝有人建议，良以溉导之时，濒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见尔，非经远之士也。夫利害相随，古犹未免。若利害相半，惮于改作犹可，苟利七害三，当须择地而行，岂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
夫如是，邺中溉田之法若行，关畎水冲民田，只百户妨阂，而能溉灌千万顷。瘠土所收，获利益大，岂止利七而害三？亦尝访于彼州人士，佥曰溉田之迹湮废兹久，土断力田者不谙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于泾阳郑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负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开导。民既见之，必仿效矣，又岂成功之难？然后特置营田使、副、判官，专董其役。西北二边不间水陆，并仿此分职，何假飞刍挽粟、率钟致石，坐困民力以供军实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内诸侯而外夷狄，姑务息民，弗勤远略。其来也，调戍兵以御之；其去也，备战具以守之。修利堤防，申严斥堠。或来献贡，得以羁縻。盖圣人制御戎之常道，严尤所谓得其中策，古今大概，在乎谨边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与今尤异。汉、唐之世，东自辽海、碣石、榆关、渔阳、卢龙、飞狐、雁门、云中、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诸郡，每岁匈奴高秋胶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汉境。于是守边之臣，防秋之士，据险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晋高祖建义并门，得戎王为援，既已，乃以幽、蓟山后诸郡为邪律之寿。故今划塞垣也，自沧海、乾宁、雄、霸、顺安、广信，由中山拒并、代，自兹关东无复关险。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绝古北之隘，往来全师入寇，径度常山，陵猎全魏，澶渊之役以至饮马于河，?民不聊生矣。非北虏雄盛如此，失于险固然也。
今既无山阜设险，所可恃者，惟夹峙垒，道引河流，固其复水，为险?之势，就其要害以锐兵，兹亦护塞垣之一策也。今广信之西有鲍河，中山之北有唐河，尽可开决水势，修利陂塘。或导自长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广信、安肃，达于保塞。或包举蒲阴，入于阳城。然后积水弥漫，横绝紫塞，亦可谓险矣。蒲阴、阳城，度其地势，今塞上之要冲。先是，胡马将入寇，于兹城驻牙帐数日，伺汉兵之轻重。或我师御?，乃长驱南下，我师既出，即戎人为全师归重之地。此所谓藉贼险而资寇兵，非中国之利。今若修复雉堞，完聚兵谷，与诸城栅，刁斗相闻。鲍、唐二水，交流其下。虏骑纵至，无复投足之地，又焉有扰扰之患？
今之议者，方南北修好，恐边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骜难信，贪我珍币，蓄养锐兵，伺吾人之憔悴，乘边境之间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兹乃不图豫备疆场，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贻后世深患，复如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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