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有骈俪，因于自然，不以一时一人之言而遂废。然奇偶之用，变化无方，文质之宜，所施各别。或鉴于对偶之末流，遂谓骈文为下格；或惩于俗流之恣肆，遂谓非骈体不得名文；斯皆拘滞于一隅，非闳通之论也。惟彦和此篇所言，最合中道。一曰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明对偶之文依于天理，非由人力矫揉而成也。次曰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明上古简质，文不饰雕，而出语必双，非由刻意也。三曰句字或殊，偶意一也。明对偶之文，但取配俪，不必比其句度，使语律齐同也。四曰奇偶适变，不劳经营。明用奇用偶，初无成律，应偶者不得不偶，犹应奇者不得不奇也。终曰迭用奇偶，节以杂佩。明缀文之士，於用奇用偶，勿师成心，或舍偶用奇，或专崇俪对，皆非为文之正轨也。舍人之言，明白如此，真可以息两家之纷难，总殊轨而齐归者矣。原夫古之为文，初无定术，所可识者，文质二端，奇偶偏畸，即由此起。盖文言藻饰，用偶必多，质语简淳，用奇必众，《尚书》、《春秋》，同为国史，而一则丽辞盈卷，一则俪语无闻；《周官》、《礼经》，同出周公，而一则列数陈文，一则简辞述事；至于《易传》、《书序》，皆宣圣亲撰之书，《易传》纯用骈词，《书序》皆为奇句，斯一人之作无定者也；《洪范》、《大诰》，同为外史所掌之籍，《洪范》分胪名数，《大诰》直举词言，斯一书之体无定者也。此皆举六艺为征，而奇偶无定已若此。至于子史之作，更无一成之规，老庄同为道家，而柱史之作，尽为对语，园吏之籍，不尽骈言；左、马同属史官，而《春秋外传》捶词多偶，《太史公书》叙语皆奇，此则子史之文用奇用偶绝无定准者矣。总之，偏于文者好用偶，偏于质者善用奇，文质无恒，则偶奇亦无定，必求分畛，反至拘墟。历考前文，差堪商榷：自汉魏以来，迄于两晋，雅俗所作，大半骈词为多，于时声病之说未起，对偶之法亦宽，又有文笔之分途，幸存文质之大介，降至齐梁以下，始染沈谢之风，致力宫商，研精对偶，文已驰于新巧，义又乖于典则，斯苏绰所以拟典谟，隋炀所以非轻侧，魏徵所以讥流宕，子昂所以革浮侈，而退之于文，或至比之于武事，有摧陷廓清之功，则骈俪之末流，亦诚有以致讥召谤者乎。观彦和所言，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昏睡耳目。则骈文之弊，自彼时而已然。至刘子玄作《史通》，乃言史道陵夷，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史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此其弊又及于史矣。文质之介，漫汗不分，骈偶之词，用之已滥，然则丽辞之末流，不亦诚有当节止者乎？唐世复古之风，始于伯玉而大于昌黎，其后遂别有所谓古文者，其视骈文，以为衰敝之音。苏子瞻至谓昌黎起八代之衰，直举汉魏晋宋而一切抹杀之。宋子京修《唐书》，以为对偶之文，不可以入史策，斯又偏滞之见，不可以适变者也。观唐世裴度、李翱之言，知彼时固未尝尽以对偶之文为非法而弃之，其以是自张标志者，特一方之私见，非举世之公谈也。裴与李翱书曰：观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致一以矫之，则是以文字为意也。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也。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之，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虽失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也。李翱之答王载言书亦曰：溺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是者曰文章不当对，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生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对也。又曰：遘闵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对也。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说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所敢闻也。案翱方以古文自矜，而其言乃若此，知其服膺晋公所诲矣。今观唐世之文，大抵骈散皆有，若敬舆之《翰苑集》，皆属骈体，而肫挚畅遂，后世诵法不衰；即退之集中，亦有骈文；樊南之文，别称四六；则为古文者亦不废斯体也。宋世欧苏王三子，皆为古文大家，其于四六，亦复脱去恒蹊，自出机轴，谓之变古则可，谓其竟废斯体则不可也。近世褊隘者流，竞称唐宋古文，而于前此之文，类多讥诮，其所称述，至于晋宋而止。不悟唐人所不满意；止于大同已后轻艳之词，宋人所诋为俳优。亦裁上及徐庾，下尽西昆，初非举自古丽辞一概废阁之也。自尔以后，骈散竟判若胡秦，为散文者力避对偶，为骈文者又自安于声韵对仗，而无复迭用奇偶之能。以愚意论之，彼以古文自标橥者，诚可无与诤难，独奈何以复古自命者，亦自安于骈文之号，而不一审究其名之不正乎。阮伯元云：沉思翰藻始得为文，而其馀皆经史子。是以骈文为文，而反尊散文为经史子也。李申耆选晚周之文以讫于隋，而名之曰《骈体文钞》，是以隋以前文为骈文，而唐以后反得为古文也。何其于彦和此篇所说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