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子孙千亿。此亦非谓真能众多如此，然云子孙某百某十人，则亦不词也。此四事也。五曰，言有质而意不显，文而意显者。如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一裘诚不必经一世之长，然但云晏子狐裘久而不易，则其久如何不可知，而晏子之俭德不显。如云：积甲与熊耳山齐。甲多诚不能与山比峻，然但云收甲甚多，则其多如何不可知，而光武之武功不著。此五事也。总而言之，文有饰词，可以传难言之意；文有饰词，可以省不急之文；文有饰词，可以摹难传之状；文有饰词，可以得言外之情。古文有饰，拟议形容，所以求简，非以求繁，降及后世，夸张之文，连篇积卷，非以求简，只以增繁，仲任所讥，彦和所诮，固宜在此而不在彼也。
孙云：《诗释文》：刀，字书作舠。彦和依字书作。《说文》有字。云：，船行不安也。从舟，刖省声，读若兀。与《诗》容刀字音义俱别。
《诗》毛传云：鸮，恶声之鸟也。
李云：枚乘《七发》：发瞽披聋。
本师所著《征信论》二篇，其於考案前文，求其谛实，言甚卓绝，远过王仲任《艺增》诸篇，兹录于（左）〔下〕，以供参镜。
古人运而往，其籍尚在，籍所不著，推校其疑事，足以中微，而世遂质言之，虽适，谓之诬。往者高祖困于平城，用陈平计使阏氏，围得解，其计既秘，世以为工妙踔善，故匿藏不传，独桓谭揣其必言汉有好女，今以围急，欲进之单于，内有者，则兵祸自沮，其量度事情，诚以眇合，虽刘子骏亦称善；然皆以为揣得其状，非质言之备故府藏录也，及应劭说《汉书》，遽然以为成事；故虑事一也，以辩议则适，以记注则诬。章学诚以李陵答苏武书世疑其伪者非也，必江左之士，降北失职，忧愤而为之，自谓其说踔度越於守文者，而任大椿亦称其善。此即与桓、刘之事无异。中世秦宓、谯周，亦推经传言神怪者傅之人事，其得情为多，卒以议无左验，不自言遂事也。此皆明哲已知之矣。或曰：淮南王推说祥，言相戏以刃，太祖其肘者，以为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无涉血之仇争忿斗，而以小事自内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户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以为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阴阳相者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此则可以质言乎？应之曰：凡事无期验推校而得之者，习俗与事状异其职矣。彼习俗者，察之无色，把握之不得其体，推校而得，则无害於质言之。若淮南王所订，习俗也，而桓谭所订，事状也。事状者，上有册府，下有私录，殚求而不获，虽善推，惩其质言矣。二者立言之大齐，不以假借者也。世儒以后之可订，而责前之故然，虽皮傅妄言，逾世则浸以为典要。昔唐人言庄周之学本田子方，推其根于子夏；近世章学诚作《经解》篇取之，以庄子称田子方，则谓子方是庄子师，然其《让王》亦举曾参、原宪，其他若《则阳》、《徐无鬼》、《庚桑楚》名在篇目，将一一是庄子师邪？宋人远迹子思之学，上隶曾参，寻《制言》、《天圆》诸篇，与子思所论述殊矣。《檀弓》篇记曾子呼，古者言质，长老呼后生，则斥其名，微生亩亦呼孔子曰丘，非师弟子之征也。《檀弓》复记子思所述，郑君曰：为曾子言难继，以礼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近世阮元为《子思子章句》，亦云：师曾迪孟。孟轲之受业，则太史公著其事矣，师曾者，何征而道是邪？释迦言空，不因于老庄，景教事天，不本于墨子，远西之言历算者，不资於厉王丧乱，畴人在夷，世人取其近似言之，遂若典常，此三谬也。清代之遇属国，不大孰何，仍汉、唐、明之旧贯则然，非取法於罗马，戴氏作《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遂人情而不制以理，两本孟子、孙卿，王守仁以降，唐甄等已开其题端，至戴氏遂光大之，非取法於欧罗巴人言自由者，世人欲以一端傅会，忘其所自来，此二谬也。独汉人自西域来，说近情实，远之可傅身毒、大夏，而近犹在氐羌，羌与狎，故亦与西南诸苗同种，今之苗，古之也，与三苗处洞庭、彭蠡间者异实，而世以三苗为神州旧人，汉族攘其地有之，益失实状。汉族虽自西方来，传记所见，不及安息条支沙碛之地，今人复因以傅会，此为陈平秘计之流，探啧索隐则无害，犹不予其质言也。不然者，世久而视听渍，率尔之言，将相保以为实录，其过宏矣。是以孙卿曰：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
传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故非独度事为然也，凡学皆然，其于抽史尤重。何者？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志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今之散儒曾不谕是也，故微言以致诬，玄议以成惑。昔者孙卿有言，曰：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五帝之中无传政，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夫《尚书》者不具之史，略引大体，文若铭诔，非质言以纪事，故流别异《春秋》。高贵乡公曰：仁者必有勇，诛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岂降于高祖哉？夏书沦亡，故勋美阙而罔载，唯有伍员粗述大略，其言复禹之绩，不失旧物，祖述圣业，旧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与于此？向令坟典具存，行事详备，则不得有异同之论也。高贵乡公可谓知往志者也。《春秋》已作，而纪传胪言，其道行事始悉，然犹多所残遗，远者庄取滇，秦开却胡，事大而文已约，及夫氐羌僭制，政事尽文，群盗略地，兵事牙，而多奇计者，皆不如帝室详。下逮近世，韩宋之兴，诸将若关先生、破头潘、芝麻李、大刀敖等，史传犹轶其名，关先生始起绛州，逾太行，转战出塞，毁上都而蔺高丽，其武略虽不逮明祖，视中山、开平犹近，《明史》则已失其行军图法，此则近犹论略，非独久也。学者宜以高贵乡公为法，知其有略，不敢妄意其事，妄意之即与巫言等，比邻神仙之国。旧史盖岁有变更，国有贤豪，则为之生事，延缘巷市之语，以造奇词，往者中土虽有猥语短书，今皆举于士大夫之口，兔丝缘木，蝓缘墙，苟可以傅丽者，无所不，则是使张鲁撰记，而寇谦之为图也。昔者庄周有言，曰：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不可以言传，而世因贵言传书，虽贵之犹不足贵也。史官陈列往迹详矣，事有巨而因于细，是故吴楚之战，咎始采桑，昭公之出，衅在斗鸡，其类非一也，正史或记其著，不能推本于其微者，桑鸡之事，顾幸而党见尔。细亦因巨，是故陈平以大牢草具为端，足以间亚父，陆生大言汉皇帝贤，而可以臣南越，项王尉佗虽戆，则必不可以一言去就，固有巨者足以离合之，顾史官未尝言，故曰，意有所随，其言不传久矣。愚者徼以为智，随成心以求其情，比于谣诼，是以君子多见阙殆。昔者韩非有言，曰：听言之道溶若醉，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参伍比物，事之形也。夫治史尽于有征，两征有异，犹两曹各举其契，此必一情一伪矣。往世诸子竞于扬己，著书陈事，败人则录之，己屈则不述也，转以九流相校，而更为雌雄者众，其有从横之士，短长之书，必不自言画策无效，或饕天功以为己力，是故鲁连不帝秦王，言秦军却五十里，校以《平原君传》，却秦军者，李同敢死之士之功。贾诩以袁、刘父子答魏王，而言太子遂定，校以文帝陈王纪传，文帝以五官中郎将副丞相，而陈王则为平原小侯，魏王志定久矣。两国殊党，各为其尊亲讳，亦务进己而黜辱人，是故更始始于借交报仇，终于刮席，拓跋始为刘、石附庸，终以言敌国，皆自离也。下及近世，《宋史》称岳飞破胡，兀号大奔，《金史》阙如也。邵长蘅称阎应元守江阴，满洲名王三人，大将八人，皆授首城下，然清官书亦不言，不知胜者溢传之邪？其败者有所讳邪？从是仇质，自离者诚有可知，亦或忽恍如不可知，抽史者若以法吏听两曹，辨其成狱，不敢质其疑事，愚者以事有两异，虽本无异辞者犹疑，此何但史传邪？曩夕之言，今日亦疑也，鸡鸣之事，日中可谰也。昔者老聃有言，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母子者，犹今所谓因果，因以求果，果以求因，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是故邪说不能离，百家无所窜，则终身免于疑殆，是抽文之枢要也。夫礼俗政教之变，可以母子更求者也，虽然，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颂貌变异，诚有成型无有哉？世人欲以成型定之，此则古今之事可以布算而知，虽燔炊史志犹可。且夫因果者，两端之论耳，无缘则因不能独生，因虽一，其缘众多，故有同因而异果者，有异因而同果者，愚者执其两端，忘其劳起，以断成事，因以起其类例，成事或与类例异，则颠倒而组裂之，是乃殆以终身，弊之至也。凡物不欲，丝于金则不解，马于曼荆则不驰，夫言则亦有，于成型，以物曲视人事，其去经世之风亦远矣。昔者孙卿有言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偏矣，周于世矣。夫古今虽异能，相类似者不绝，故引史传以为端绪，其周用犹什三四，当其欲用，必骛于辩说者，犹赋诗有断章，愚者喜论史事为华，因以史尚平议，不尚记事，此其言尽员舆成国之秀民若一概也。往者干宝始为《晋纪总论》，其言挥绰，而还与事状应，然大端不过数首，及孙盛、袁宏、习凿齿、范晔之伦，吹毛索疵，事议而物辩之，固无当夫举措之异，利病之分；譬如弈棋，胜负者非一区之势也，疏附牵掣于旁者，其子固多，史之所记，尽于一区，其旁子不具见，时既久远，而更欲求举措之意，利病之势，犹断棋一区以定弈法，口弊唇，犹将无益也。章炳麟曰：是五志者，皆明德之远言，耆艾之高致也，智者用之以尽伦，愚者用之以绝理，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岂谓是邪？言而有畛，连无伤者则有矣。盖昔老聃良史之宗，定箸八十一章，其终有乱，夫其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吾以告今文五经之家；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吾以告治晚书疑前史者；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吾以告出入风议尚论古人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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