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还给了乔治以其他教训。
我们已提前得出了主题，这些感知不必与世界的真实状况相对应。乔治得到的教训是：“在现实与感知之间的突破。”
当他日后编织人生哲理与金融市场理论之网时，他始终探讨的正是这个“突破”。
第三节独自飘零
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回到了学校。战争结束了，犹太人和非犹大人不再分成两个班级。乔治15岁了，他喜欢别的经历了纳粹创伤的同学，他们早熟了。那个创伤在许多同学身上还很明显。坡·特泰尼回忆说：“班里的纪律令人恐怖。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小手枪，带着它上课，有支枪是好事，它使我们显得成熟。但这非常幼稚。”
洛拔岛的居民，包括乔治和他的家庭，于1945年春天来到了洛拔岛——战后的初次回访。他们互讲战时故事，重述他们如何努力生存，谈论近期的计划，而这些计划与他们所设想的战后匈牙利可能发生的事紧紧相连。
他们无不思索一个苦恼的问题：
一个人应离开祖国吗？
躲过了纳粹的屠刀，匈牙利人恶梦初醒。
然而，新政府是否仁慈尚不明了。
索罗斯一家的朋友充满希望，急于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另一些人则怀疑，冷嘲热讽。他们只要还能拿到护用，就随时准备卷起铺盖离开。
乔治·索罗斯属于后一类人。他感到，是离开匈牙利向西远征的时候了。
1947年秋天，还在索罗斯17岁时，他便只身离开了祖国。他的哥哥保罗因急于完成他的工程课程，在匈牙利多呆了一年。乔治的第一站是瑞士的怕尔尼，尔后马上去了伦敦，一个听起来对青少年颇富吸引力的地方。多亏他的父親，乔治才有足够的钱旅行。但在那里当他的父親给他的供应不济时，他得再次依靠自己的才智。他只能依靠婶婶，她已在佛罗里达安顿下来。尽管英国应该能力索罗斯安顿一个幸福的生活，但他的钱太拈据，伙伴太少，不能享用这个城市提供给他的东西。这是他的生活中最困难的小揷曲之一。他孤独，实际上已心灰意冷。然而，他仍努力在黑暗中发现光明。坐在伦敦的一个咖啡馆里，他半带幽默地思量：
“我在这里，已举步维艰。那不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吗？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当然，如履薄冰并不是什么奇妙的感受。一个18岁的男孩所能做的只是打零工，期待着他的好运降临。他在伦敦玫笺区的一个名叫夸哥林诺的饭店里当侍者。那是一个贵族和电影明星用餐、跳舞的地方。有时，当他的现钱用光后，就只能吃一些臭鱼烂虾了。数年后，他回想起当时他甚至羡慕一只猫，因为它有沙丁鱼吃，而他没有。
临时工作完了还是临时工作。
1948年夏天，他作为“互助项目”的一部分，转到了一家农场打工。他当时组织了一次罢工，使农场主按工付酬而不是以天计酬（而在1990年，他成了金融业的缩影）。由于索罗斯的努力，他和其他雇佣工人得到了较多的收入。在塞夫奥尔克，他收摘苹果。他也干过家庭漆匠，以后还常向朋友们吹嘘说，自己是一个不错的画家。
零工、贫穷、孤独，事实上无乐趣可言，后来的许多年里，乔治部不能抹去这些可怕的记忆。“我把这些·恐惧端出来一一：并不怎么好。害怕再次触及、掉人那样的谷底。有了一次，就再也不想有另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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