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战事的经过，及将来的希望，都给说明。这样，第一是它太长了，一共六百多句，就是铁喉的歌者，也不能一气唱下来。第二是缺乏具体的表现，而是用白话歌词讲国家大事，与大鼓书的写法不合。可是，我却另有个打算，长不要紧，不具体也无妨；我根本就是要利用大鼓书的形式写个宣传的小册子；唱不了，那就哼着念好了。反正它通俗，它有劲，它能教民众明白一些战事的始末根由；这就有用。
（三）京音大鼓的句子，是以七言为主。在旧诗里，七古是善于讲故事的，如《长恨歌》等。我们写大鼓书，最好通体七言，力求整重。有了这个骨架，交给歌者，他就会把它活散开。以七字一句为原则，他会随时加入“抬头看”，“这就是”等“三字头”，或于别处加字，使之变为八字、九字、十字、十一字，以至于十五个字的句子；长短相间，自然灵活。我们自然也可以这样把它写好，但一不留神，反倒弄巧成拙，难以入弦够板。反之，我们抱定以七字成句的主意，虽有不少的困难，可是文字必能简练有力；歌者每每会活用别人的文字，而自己却不会创作出有力量的“底子”来。市上的小唱本之无特定的调子者，亦往往七字成句；故大鼓用此法，也算通大路；管他怎么念呢，反正七个字的句子有力量，有使人不知不觉而哼起来的作用。
（四）设若七字为句的作法能成功，则大鼓书实在是较比容易写的。单弦牌子曲，一个牌子一个样儿；牌子换了，词调就须改变；太费事了。大鼓简单，可以省下许多写作时间。句之外，宜注意者，是全曲须用一韵。此等韵被呼为“辙”，即以官话发音为准，而把同音的字作韵也。中冬辙，不必分一东二冬；凡是北平话中可以与东冬拉在一处者，都可以用。这个，又没什么难处。上下句可千万安排好。起首四句如七言诗，头两句的末一字都须用平音，如“周仓关平立两旁，当中坐定大忠良”。以下就是一仄一平，一低一高，一直到底了。歌者最怕下句末字是个仄声字，设法唱得响，遂骂编者为不懂行。此外没什么重要的规矩。每一歌，以一百五十句至二百句为合适，过长则太费力，唱不了。非长不可呢，则可分为数大段，以一段为一本，分开来唱。既分了本，则辙可变，每本一辙，隔开去唱，自无犯规之弊。
（五）歌者于演唱之前，往往交待几句话，有时泛泛，有时介绍歌曲内容。抗战鼓书，据我看，可以多加些话，以激动听众。不过，按台上的规矩，未演唱前可以说话；既已开唱，则须一气唱完，不许中间搀话断气。写抗战鼓书者，可在歌之前后附上一些演说词，备歌者采用；若是宣传队到民间去唱，则可不必死守规矩，即在歌的中间加几句话，亦无不可。一段歌，一段话，颇有效力；山东的学生到四乡宣传，曾用此法，成绩甚佳。
（六）京音大鼓书词，拿到乡下去用，可以改用各处原有的大鼓调子，将语词略有改动即可，句子无须大变。黄河流域的各种大鼓，句法组织都与京音大鼓差不多。到南方来，此法很难利用，那就得设法改编以适合土调了。
雄壮、利落、普遍（较比的）、容易写、活动、读唱两可，这些就是我所能想出来的京音大鼓书的长处。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文艺战线》“十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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