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形式，他们不能有远大的计划，因为有了计划而不能实现，只足增加苦恼。他们愿意有相当的，数人志同道合的集合在某一军部，或某一地带，作有系统的宣传，作有系统的记录，或实行集体的创作。可是这必须得到外界的帮助与许可才能成功。显然的，文艺者二十年来就以指摘社会的病端而遭到不少压迫与厌恶，现在这种厌弃的心理也还存在。好象是允许写作已是宽大，尽力帮忙则离题太远了。这个困难的克服，单凭文艺者自己去东撞西碰是绝难奏效的。我们请求政府社会予以有力的援助与合作的热心。个人以致集团的力量之微薄，不足为耻；所怕的倒是在无从施展那点力量。这是我们的自励，也是我们的呼吁。特别在保卫大武汉的一切工作中，我们深盼得到我们的指定岗位。
以作者自己来说，这半年来曾致力于写作通俗读物。鼓词、旧剧、歌曲、小说，都写过了一点。成绩如何呢？鼓词没人唱，旧剧没人演，歌曲没人作谱。我个人不能作到这一切，必须有许多帮助；为宣传，无论从人力与财力上说，“一人班”是绝难成功的。团体的联合互助是必要的，可是无论哪个团体也不会出钱。说真的，写这种东西给我很大的苦痛。我不能尽量的发挥我的思想与感情，我不能自由创构我自己所喜的形式，我不能随心如意的拿出文字之美，而只能照猫画虎的摸画，粗枝大叶的述说；好象口已被塞紧而还勉强要唱歌那样难过。可是，我并不为这些别扭所灰心。我还继续的作，深盼有人来“朗读”——即使得不到歌唱与演出的机会。但是，可有一印几百万份的小册子或刊物没有呢？没有！我知道我的力气并没白费，我遇到过读了我的鼓词与小曲的伤兵与难民。可是，这是些特殊的伤兵与难民，肯少吃半顿饭，而去买本刊物来念。他们得不到白赠的刊物。别人呢，那只好想念而念不到，束一束腰带而去喂饱了眼是难能的事。在乡下呢，我的东西根本去不了，书商的眼中没有乡下，而大部分的宣传机关也似乎忽略了这一层。个人的苦恼，不算什么；个人孤立无援，用十成力气而无一成效果，就是英雄，也得气短。
没有确切的联合，没有通盘的计划，没有大量金钱的应用，遂使文艺者的工作只能东投一弹，西放一枪，得不到预期的功效。决不是，决不是，在这里把毛病都推在别人身上。但是事实是事实，在抗战期间，我们不应以相互原谅而误了大事。给我们工作吧。我们是怎样期待着尽我们的一点力量啊！我们没法自己主持一切，当局不会给我们印几十万本书送到军队里去，我们个人生活的困难不允许有集团的动作，在一块儿工作的快乐并不使大家都不饿。
伟大的作品么？在这伟大的时代里，每一个兵挂了彩，每一个穷人献上他的一顿饭钱，都是伟大的作品！面向着“抗战第一”这四个字，尽力的便伟大。我们文艺者之中，有的一字未写而在前方丧了命，有的一语不发而辛苦的为军民服务。无弦的琴也照样伟大，假若操琴者的心中有爱民族的热诚的音乐。我们还能拿笔的，谁曾偷懒过呢？我们力量的渺小，阻制不住我们心情的崇高与伟大。手榴弹只能炸开那么小小的一块地方，而扔出去的时候，它是对准着全部敌军，而想到最后胜利的。这伟大。这点谦卑的伟大是胜利的基础。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幻想在三天之内写成一部《战争与和平》而愿打今天这仗，直到最后胜利来到。这比五四的伤感与北伐的浪漫更朴实确切，这是与军民手拉手的奔赴前方。这将奠定了比五四与北伐两时期更结实更纯真的文艺。这文艺在目前就成为军民必需的精神食粮，这文艺也将自成一格，渐进而为真正的民族之声，为全人类呼唤着和平与自由，并报告了争取和平与自由的经验与方法。
这种虔诚，我希望，能使我们在保卫大武汉的事事中，得到我们的渺小的伟大的实现。我们愿作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我们盼望机油也流灌到这个齿轮上，使它活动起来。
文协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三个月。这三个月中，会中得到不少帮助：政府的爱护指导，各救亡机关的辅助合作，都使我们感激。我们自己呢，也就抱着无党无派的精神，同力协作的诚心，尽力于政府社会和各团体间委托给我们的工作。在表面上看来，这真近乎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了；可是作得并不够，还差得多。我们自己所要作的集体创作，因为会员们的穷困与会中经费的窘迫，还没法下手。我们想编的丛书，因印刷发行种种的不便利而停顿。我们已写成的那些宣传文字还未能大量的印行。各地方的分会因立案之不易，还未能马上都组织起来。总而言之，我们的力量绝不能克服一切实际的困难。我们的利器是笔，可是要结成笔阵，就非另有外援不可；尽管我们自己排列得很齐整，若没有交通的工具，我们便只好摆阵给自己瞧，永远寸步难行。即使说我们可以徒步前进，好，我们也还需要我们自己设备不起的印刷机器与其他的必需品。我们必须充实自己，不错，但是没有米总难烧成了饭的。
我们一点也不是发牢騒，反之，我们很感激政府与其他方面曾给了我们不少鼓励与助援。我们着急的是这还不够，外界的助援不够，我们自己的工作不够。缺了文艺这一部门，在全面抗战上便陷着一角；而在当前任何一角也是不当任其陷落的。我们是为这个而焦急。在平日，我们自己可以闭户著作，凭我们自己的本事如何，而获得毁誉。那几乎完全仗着我们自己。在抗战期间，我们不能专凭自己的高兴，去决定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与别人迈齐了脚步，朝着太阳旗进攻。这样，把我们关在屋里，我们便无能为矣。这并不是说，到了大难临头，我们便没了办法，手足失措。不，绝不是！一个士兵去上阵，他不能自备枪枝，独自行动，他是拿着国家所交给他的家伙与命令而去牺牲自己的肉。我们也如是。我们愿把心血献给国家，所以我们愿接受命令，更希望得到原不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种种便利。
我们盼这不是奢望，切盼我们能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分得我们的责任。我们自己的努力是最要紧的。同志们，我相信大家是会携手同行，共同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的。
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抗战文艺》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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