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可以随便安上去的？即使是随便安上去的，就忍心的非把那几个字除去才算价吗？这类的事实还很多，我不愿再多举，我只求大家公道一些——显然的，不算标点与标题这类事是太不公道！
（二）恢复版税与确定版税，有些书局虽还卖书而停止了版税。有些书局在抗战后，把版税成数减低。我们要求恢复版税，并确定版税的成数。在战前，一般的是初版给百分之十五，二版以后给百分之二十；起码，这个成例不能破坏。现在，书价增高，而版税仍按原价发给；可是书价减落的时候，版税又照着减低的算帐，不公平还有个限度没有呢？
（三）一二两项，据我想，决非所望过奢。可是作家自己没法向别人交涉，因为没有法令可根据。出版法的修正是必要的，但为了救急，应由政府与出版家和写家们妥商办法，一致遵守——有了这临时的办法，或者到修正出版法的时候也就容易找到事实的根据了。
（四）文艺贷金：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已在前方或后方搜集了抗战与建设的材料，想把它们写出来。可是，正如前面提过的，他们需要较长的时间，而自己的肚子与一家大小不能长期绝食。假若政府能有一笔货金，按照写家——诗人、小说家由文艺协会，戏剧家由戏剧协会，证明——的所需，贷以款项，然后再由版税及稿费中偿还。有了这个办法，写家们才可以有计划的，安心的创作，否则始终是给报屁股赶活，把文艺全零卖贱售出去。
（五）救济金：文艺协会应设法筹得一笔钱，专作为救济写家之用。有的写家生病，一家断炊；有的写家死亡，全家也得跟着饿死；有的写家自前线或沦陷区域逃来，无衣无食；有的写家惨遭不幸，家破人亡；这些，都应当救济，而文协无钱，爱莫能助。文协应马上设法，限期得到这些款子，由理事会保管支配。
写家的生活能维持，抗战文艺便有了着落。抗战文艺怎样的增高了抗战力量，谁都知道，用不着再说。我自己是个职业的文艺工作者，我知道我作了什么，也知道我所受的痛苦。同时，我知道假若我的待遇与酬报还没有改善的办法，我只好去另找活路。不用希望我改了行，还能以文艺为副业；我不能给人修脚，又带剃头！我所提的办法也许有欠详密妥当，我不过是希望具体一点的提出，好使讨论与实施的距离更接近一些。
载一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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