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税、劳役、义务和杂费烦扰：一个自治市若有十来个中下领主在其中，各有利益，那就形成了混乱、无法管理的局面，因为领主之中谁也无权以行政管理方式来做任何事情。而且，王家赋税是无法逃避的，尤其是在13世纪初期，十字军东征给广大居民、也给作为负责单位的村镇加重了负担；没有任何人愿向不止一位领主纳税。当时英王仍希望继续实行诺曼式中央集权制，那在欧洲已是实行得最彻底和最有成效的了。其结果便是牺牲较小领主的利益，形成商人与国王的联盟。
梅特兰（f．w．maitland）曾研究过剑桥自治市的上述发展过程。英王约翰颁赐给该市一份特许状，授予这个市镇法人——universitas——自治特权，以交换某些报偿，其中包括向当地一位伯爵领主每年交纳六十英镑，并付出一笔一次性的款项。其后对这份特许状作出的司法解释认为，约翰王乃是有意使该市成为它那片土地的“中层领主”，将它作为一个法人宗主，置之于封建等级中直接在他之下的地位。该市作为地主拥有全部出租土地，亦作为业权人拥有全部荒地。这个虚构的“人”因此成为在自治市内拥有封地的某些真实贵族的领主。这些领主原有的利益于是便都被遗忘、买断或者抹煞了。
一旦市镇成为一个“人”，而且有领主地位的人，同样的过程便也在法兰西和法兰德斯的市镇中开始演进。市镇对那些作为租赁权而被拥有、并作为动产而遗赠的房屋收取租费。
在荒地上面，市镇居民有权放牧牲畜。集市开办起来，市民“依仗”作为领主兼地主的法人自治体，人人可在市上摆设摊位。从集市取得的租费和税收，乃是自治体的资财，要用来改善市镇。这种法人自治体逐渐脱离人民集体，变成一个“自在体”。它的领导者开始单把自己视为法人，把公有土地和荒地视为他们的土地，可由他们圈占、出租或出售。
自治市的特许状对自治市法庭的司法裁判权作出了规定，自治市法庭利用王室庇护，多方损害封建领主的权利以扩大自身权力。这些法庭将市民住宅房屋的租赁权利益界定为动产，藉此而成功预先夺取封建法庭的司法管辖权。王室法庭还开始授予举办集市的特许权，或者允许市民开设集市。集市法庭往往只成为自治市法庭的一个特别庭。
国王与市民阶层——在英格兰、法兰西、以及其他国家——的这种结合，井然有序地促进了贸易，而且双方互利。来自王室领地的收入业已变得不敷维持王室机构之用，国王便开始着眼于以征税方式，向贸易取得收入。“公社”仍旧被承认为一个受誓言约束的实体，但是，这种誓言已变得要服从于对国王的忠诚。那些曾在11世纪和12世纪频繁爆发的群众性公社运动，都被认为是罪行而要作为犯罪加以惩罚。博玛诺瓦在法国国王对待这类“盟誓”的态度问题上，没有留下任何疑惑余地，他的意见想必曾得到西欧大多数君主和领主的赞同：
将作恶者捉拿归案各按其罪加以惩处乃是一件好事，神要使其他人等谨慎借鉴而免效尤。在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其他种种罪行之中，一宗最严重、领主头须加以惩罚和报复的罪行，就是结社反对领主或违害公共利益的罪行。
他写道，对暴动和反叛应处以监禁和罚款：
另一种类型是常有的结社，会毁坏城市、使领主遭到侮辱并被剥夺财产的那种结社，因为那是由城市的普通人民形成同盟反对他们的领主，是要使用武力来对付他的。因此，领主一旦获悉人们正在形成这种同盟，就必须立即使用武力粉碎它，并将这密谋的所有成员予以长期监禁。这确实是领主有理由处死密谋者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因为它乃是对自己领主的不忠。
博玛诺瓦为了举例说明他的论点，对1164年“伦巴底联盟”反对巴巴罗萨大帝的起义，作了实际上不甚准确的详细复述：
原来，伦巴底所有的忠良城市和城堡辖区，都是（神圣）罗马皇帝所领有、位于他疆域以内、并因他而得建立的；所有城市都派驻有他的郡守、城监和事管官，负责执法和维护皇帝的权利；他们都曾向作为他们领主的皇帝宣誓效忠。后来，在一座忠良城市里有三个富有的伦巴底人，不同意郡守的裁决，因为有一位郡守曾将他们的父母之中一人，按其职潜逃论罪依法处绞刑。这些伦巴底人不老实地勾结起来，为首的是个既狡猾恶毒、且又花言巧语的人。此人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周游伦巴底所有其他各城市；他每到一座忠良城市，就要寻找出10个或12个富有的世族，与每一个单独谈话，宣称其他忠良城市都已暗中相合，不想再服从它们的领主，而且任何城市若不同践密谋，必将被其他忠良城市摧毁；事成以后，每个城市都将成为自己的主人，不依别人而立。完成这些游说共需五年，然后，到了五年之末某日，由于皇帝对这种不忠毫无准备，伦巴底所有城市便同时起事，夺得了对自身事务的控制权。当各城被占领后，……它们就能制订自己中意的法律和习惯法。……我们由此可以懂得有种种大祸，在等待所有那些容许这类联盟在他们臣民之间存在的领主。
然而，对公社式独立抱着这样的反对态度，其原因并非是由于对贸易或财富怀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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