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股东的西印度公司可见的成就，于是写道：
必须说，奴隶制是违反自然的，尽管在某些国家它是建立在自然理性上的。我们必须区别这些国家、和自然理性排斥奴隶制的那些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将奴隶制限制在地球的部分地区。
他还说道：“甘蔗若不使用奴隶劳动力就太昂贵了。”
伏尔泰不吝赞颂一本为奴隶贸易作辩护，名为《有关贸易的政治论文》的书，尽管他也曾在其所著《路易十四传记》中赞颂这位君主，说他引进《黑人法典》改进了奴隶的处境。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殖民地”一词的定义是：“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从一个地区转移至另一个地区……从而必须征服某些领土，并驱逐原有居民以便带来其他居民。”
据珀鲁记述，有一个奴隶贩子曾将其运奴船命名为“伏尔泰号”、“卢梭号”和“社会契约号”。英国人在19世纪反对贩运奴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英属殖民地已经有了当地出生的劳力，可以像法属地奴隶用于同样目的。
1793年国民议会在——纸上——宣布废除奴隶制以前，通过了（又是由夏佩利埃参与起草的）如下的政策声明：
议会视各殖民地为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并愿使其成为有益的全国更新工作的一个部分，但议会从来不曾想要将各殖民地纳入为王国而制定的宪法，从而使之服从那些可能与其特殊需要不相合的法律。……国民议会兹宣布无意对……各殖民地的任何贸易部门加以任何革新。
议会将殖民地臣民及其财产置于国家保护之下，并宣布任何人试图煽动叛乱反对他们均为犯罪。
议会听从了资产阶级请求，例如有一份来自卢昂的恳求书：
请听听300万法国人的声音吧，他们都在为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存、他们的生命而颤抖不安……请出于为哲学增光的高尚愿望，无论如何不要消除父母之邦的幸福。
拿破仑在1802年特意颁布了一项共有32个字的法令，使所有与奴隶贸易有关的法律都恢复到“与1789年以前存在的……法律一致。”
作为革命的拱顶石的《拿破仑法典》
法国革命留下了许多法律和法律理论，在公法方面尤其如此，这些法律和理论促进了人类自由的事业。革命的立法是由一个新国家机器的武装力量强制执行的，这立法工作代表了重申某些革命主旨的艰巨努力。但是，这一工作的指导者（以及受益者）心目中一直未曾离开社会关系体制，那说到底一切立法都是必须维护的。促进这目标并提出理由证明其为正当，甚至比正确论述资产阶级本身的历史还重要。用《法典》草拟者所写的《序论》中的话来说：
你必须同意，从前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彼此之间极少交往，国与国毫无任何关系，人与人相聚只是打仗，亦即互相杀戮。
《法的精神》一书的作者正是要将“无继承财产充公权和失事船只据有权”的探索追溯到那个时代。他写道：“人认为外国人并没有经由任何民法约束使与他们自己联结在一起；他们对于外国人一方面在公道上毫无亏欠，另一方面在恩德上也毫无亏欠。”但是，贸易已在其发展中治好了我们的那些野蛮和毁灭性的偏见。它已经团结和聚合了所有各国的人。罗盘开辟了宇宙。贸易带来了文明。
《拿破仑法典》是国民议会工作的顶点，它反映出从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在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法典》的许多主要观点已在19世纪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数十个国家得到——往往是口头上的——采纳。《法典》反映了对旧制度再也无法迁就顺应这样一个判断。它的基本概念都很简单——对于充当革命先锋的工人和农民说来是有这种假象的。正如伦尼尔所说：“（《法典》）仅仅宣布了两条戒律：一条是物的戒律，即人人都应保有其所已有的；还有一条是个人戒律，即人人都应照管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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