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原因。
“作家十人谈”中，还有刘心武的一篇《创作的快乐》。他说：“一九八五年对我来说是问心无愧的一年……这次作家代表大会后，‘创作自由’成为一个热闹的话题。对于我来说，空洞的讨论是没有吸引力的。停顿下自己的创作去侈谈自由更是不可思议。我一如既往，自由地去……”他提了一大串的“自由”以后说“在作品中充分地表达我对生活的独到见解和我的艺术个。我因此而快乐。”
我是个没有学问的人，永远不会讲理论，也不爱看谈理论的文章。我只爱看能写出好故事的作品，而这故事确实是来源于当时当地的千千万万的人民的生活的。
毛主席在《在延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里，在第一个问题上，就引用了列宁的话说：“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刘心武就是一个不大讲理论，也不写宣言，而只关心他周围的当地当时的人民所关心的事的作家。他欢畅自由地在人海中游泳。他接触到了成千上万的公共汽车司售人员，会到了他们的哀乐悲欢；以及千千万万的乘客，和他们千千万万种的哀乐悲欢。在这“人太多，人挤人”的北京城里，人人心里都有一蕴藏着随时可以爆发的一种怨气。
但是这千万怨气，都在一位老先生的一双眼睛，一种眼神下，散开了；消失了。这种眼神是什么？是“人挤人”的“血肉长城”之间的一种润滑剂，就是谅解和宽容，就是同情和爱！
刘心武还很年轻，创作的道路还长得很。我祝愿他就这样欢畅自由地写下去。
我知道他的自由是有边际的。那就是人民的悲欢哀乐的海洋的边际。他将在这海洋中自由地游泳、自由地构思，并写出人民从心底爱看的、能充分呈露出人民自己的悲欢哀乐的作品来。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３日急就论婚姻与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有了健全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健全强盛的家。
家庭首先由夫妻两个人组成。
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
夫妻关系是婚姻关系，而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才”和“貌”，而应该是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这“志”和“道”包括爱祖、爱人民、爱劳动等等），然后是情投意合（这“情”和“意”包括生活习惯和爱好等等）。
在不太短的时间考验以后，才能考虑到组织家庭。
一个家庭对社会对家要负起一个健康的细胞的责任，因为在它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细胞。
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的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还要切和睦地在双方的、友、师、生等等之间。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中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的结晶。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
在平坦的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温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的音乐。
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有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难”而且有“忧”，也还有世界大战以及星球大战。
但是由健康美满的恋爱和婚姻组成的千千万万的家庭，就能勇敢无畏地面对这一切！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７日晨致郭风
郭风同志：
十二月卅日示悉，我的字怎能参加“书画展”？！想了半天，只好写点自己的东西来塞责。我记得周明同志，曾让我为您写“闻起舞”四字，兹附上，收到请复。祝春节快乐冰心二月一日致宫玺
宫玺同志：
《无声的雨》拜读，不是套话，您的诗很清澈，古人诗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是这种意味！看了后记，才知道您是空军复员的。我的父也有时写旧诗，友人称他为“裘带歌壶，翩翩儒将”，您也许还不是“将”，不也是“裘带歌壶”了？祝春节好！冰心二、二日致臧克家
克家同志：
贺信甚谢。岁云暮矣，我马齿加长，说来已是８６岁！您是八十年代八十岁人，正是大有作为之秋，敬祝笔健！冰心一九八六、二、三致小读者
爱的北京小读者：
这封信的对象，是北京的小读者，地点是我们伟大祖的首都北京，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太平盛世的春节，也就是农历丙寅年的春节。寅年是虎年，我欣祝小朋友们在这一年中，像小老虎般有一羁绊不住的斑斓奔跃的朝气！
小朋友，你们现在生活的地区和时代，所得到的春节快乐，比从前的和全其它地区的小朋友所得到的，都要圆满丰富得多。
我知道春节期间，你们会得到爷爷给的压岁钱；叔叔阿姨给的小人书、玩具和糖果。我希望你们在得到这些礼物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周围的兄弟、同学、朋友，“不自私”地和他们分享自己的欢乐。
你们得到的压岁钱，最好交给父母，请他们替你储蓄起来；或是订阅几份儿童刊物，来丰富你们的知识。
如果你们得到花炮，要注意在放过之后，把地上的纸屑葯灰扫起来放在垃圾箱里，不要在夜晚九时以后放花炮，以免惊扰老人和婴儿的安眠。
总之，我愿你们在快乐的游戏中，要记住保护“环境美”的重要，如不随地乱扔糖纸果皮之类，这些我早已对你们谈过，就不必再提醒了。
最后，我衷心祝愿你们有一个最欢畅健康的春节！热爱你们的朋友冰心漫谈过年
我这一辈子，经过几个朝代，也已经过了八十几个“年”了！时代在前进，这过年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和进步。
从我四五岁记事起到十一岁（那是在前清时代）过的是小家庭生活。那时，我父是山东烟台海军学校的校长，……
[续冰心全集第八卷上一小节]每逢年假，都有好几个堂哥哥，表哥哥回家来住。父就给他们买些乐器：锣、鼓、二胡、洞箫之类，让他们演奏，也买些鞭炮烟火。我不会演奏，也怕放炮，只捡几根“滴滴金”来放。那是一个小纸捻，里面卷一点火葯，拿在手里抡起来，就放出一点点四散的金星。既没有大声音，又很好看。
那时代的风俗，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禁止屠宰的。因此，母在过年前，就买些肘子、猪蹄、、鸭之类煮好，用酱油、红糟和许多佐料，腌起来塞在大坛子里，还磨好多糯米粉，做红白年糕。这些十分好吃的东西，我们都一直吃到元宵节！
除夕夜，我们点起蜡烛烧起香，办一桌很丰盛的酒菜来供祖宗，我们依次磕了头，这两次的供菜撤下来，就是我们的年夜饭了。
初一，我们一早就穿起新，对父母和长辈磕头拜年，也拿到了包着红纸的压岁钱，里面是锃亮的一块墨西哥“站人”银元！
既不会演奏，又不敢放炮的我，这一天最关心的就是附近几个村落“耍花会”的到来了。这些“花会”都是村里人办的，有跑旱船的，有扮“王大娘锔大缸”的，扮女人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擦粉描眉，很标致的！锣鼓前导，后面跟着许多小孩子，闹闹嚷嚷的。到了我家门口，自然会围上一大圈人，他们就停下来演唱，唱词很滑稽，四围笑声不断。这时，我们赶紧拿出烟酒点心，来慰劳他们，这一个花会走了，那一个花会又来了。最先来的总是金钩寨的花会。
到了一九一一年，我们回到福建福州去（那时已是中华民时代了）和祖父、伯叔父母同住在一起。大家庭里的过年是十分热闹的。从祭灶那天起，大家就都忙乎起来。最先是叠“元宝”，那是用金银纸箔，叠成元宝的样子，然后用绳子穿成一串一串的，准备在供神供祖的时候烧；然后就忙扫房，用很长的掸子将屋角的蛛网和尘土，都扫除干净，又擦亮一切铜器，如蜡台、香炉，以及柜子箱子上的铜锁等。大门上贴上新的鲜红的春联。祖父还用红纸在书桌旁边贴上“元旦开笔，新春大吉”等等的吉利话。这些当然都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小孩子只准备穿新服，放花炮，拜年，拿压岁钱。因为大家庭里兄弟多，祖父的红纸包里，只是一两角的新银币，但因为长辈也多，加上各人外婆家给的压岁钱，我们每人几乎都得到好几块！
新年过后，元宵节又是一个gāo cháo。我们老家在福州市南后街，那条街从来就是灯市。灯节之前，就已是“花市灯如昼”了，灯月交辉，街上的人流彻夜不绝。福州的风俗，元宵节小孩子玩的灯，都是外婆家送的。福州方言，“灯”与“丁”同音。“添丁”是句吉利话，因此，外婆家送给我们弟四人的是五盏灯！我的弟弟们比我小的多，他们还不大会玩，我这时就占了便宜，我墙上挂的是“三英战吕布”的走马灯，一手提着一盏眼睛能动的金鱼灯，一手拉着会在地上走的兔儿灯，觉得自己神气得很。但最好玩的还是跟着哥哥们到大门口去看灯。有许多友到我家街上来看灯的，我们都高兴地点起用篾片编成的火把，把他们送走。
一九一三年，我们到了北京，又过起小家庭生活，过年供祖宗也不烧元宝了。给父母和长辈拜年也只鞠躬，不好意思拿压岁钱了。家里没有了大孩子，没有人敲锣打鼓。弟弟们只会放些小炮仗，过年就显得冷清多了。
家庭里过年不热闹，而集的节日庆祝，却一年一年地扩大了，机关和学校里都有新年团拜，大门口还张灯结彩，也有种种文娱节目。如今呢，过年庆祝活动，更是以集为中心，真是普天同庆！以近两年来的“地坛文化迎春庙会”为例，会上什么都有，参加的人既饱了眼福、耳福，又饱了口福。去年到过迎春庙会的朋友，回来都十分兴奋，我虽然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参加，但从报纸上的消息里，我已经想象到了那欢腾热闹的盛况，精神上已经参加进去了。致茹志鹃
志鹃同志：
昨天我的大女儿吴冰给我看了一期《文摘报》（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３日），光明日报社和中华全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内登一段消息说：“……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周介人谈到对张贤亮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一些反映……老作家冰心看过作品之后，为作家难过得哭了。”我十分惊奇，他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我和张贤亮素不相识！就这篇作品，虽也“不甚欣赏，不够满意”，但何至于为作者哭了？！请你代问一下，顺祝安好、盼复。冰心匆上二、廿六致巴金
巴金老弟：
前些日子，得你一封长信，像你那样写字艰难的人，居然写了那么多，真是感谢！你说你尽说自己，我最惦记的也是你自己，我喜欢听。
我还好，写字不如你那么困难，但是杂事也多，尤其是常有人来访问，我很厌烦。不过昨天夏衍来了，谈了半天，都谈到你（来的还有李子云，她说你写字困难），什么时候我们都带个女儿再聚一次呢？问小林好，她托吴泰昌带来的香蕉，我吃了很好，近来我只吃香蕉。祝你多休息！大三、三悼丁玲
３月４日的下午，我又打电话到丁玲家里，探问她的病情。接电话的是一位外地来的同志，她告诉我“丁玲已于今晨十时多逝世了”，我放下听筒怔了半天，又一位朋友和我永别了！
我和丁玲相识以后的画面，一幅一幅地从我眼前掠过：
１９２８年的夏天，她和胡也频、沈从文到我上海家里来看我。
１９３１年她编《北斗》杂志，我曾为她写稿，那时我们通信，上下款都只用一个冰字，因为她的本名是蒋冰之。
１９３１年或３２年，她到北京燕京大学我的家里来看我，正值我为儿子吴平洗澡，她慨叹地说：她就不常有这种的和孩子同在的机会。
１９３６年的夏末，我和文藻再次赴美，路过南京，听说丁玲住在南京郊外，我们就去看望了她。当天夜晚她就来回看我们，在玄武湖上划船谈话。
抗战期间我知道她已到延安。在重庆的参政会议上，我正好和董必武同志联坐，我向他问到了丁玲的近况。
１９５１年后我从日本回来，那时她正致力于新中文艺领导工作。我记得我参加全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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