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法，则不足重，古史、董狐之书故不传。若以为经学，则不徒以史例责之矣。
《论语》之左邱明，即子夏，所谓“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耻之，某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耻之，某亦耻之”者，盖倒装句法，师生一气，贤为圣译，故见解好恶相同。
圣门文学为传经先师，以游、夏为主，即博士之根源，为儒家之统宗。道家专详帝道，后来文学详于王制，自命为孔子嫡派，道家遂自外而别以黄老为主，实则皆弟子所传，为德行科。盖德行皆帝学，流为道家。文学主六经，别为儒家。学者须知二派皆孔子弟子。实则道家地步高于儒家，以所祖颜、闵、冉、仲，固在游、夏之上，所以《列》、《庄》于颜、闵多所推尚。所诟病者，小人儒家之孔子也。
《国语》上始穆王，下终三家分晋，此不传《春秋》之实据。孔子六艺，由旧文而翻新义，《国语》纪事，亦由史事而加润色。孔子举新事托之帝王，贤者举六艺缘饰于史事，其用心正同。今于《左传》分出《春秋》，原书不但传《春秋》，兼足为六艺之传。所言皆佚闻轶节，盖各经师说，《左》实为总括，其书当与《戴记》同重。此为弟子依经立义，非真史文，当时亦绝无此等实事。若当日真史文，则全为《四代礼制佚存》所录，与六艺相反者也。今言《左传》不传《春秋》，乃尊左氏之至，非驳之也。若以为真史文，专为《春秋》而作，则反小视之。且其事不见于经，则史文皆在可删之例矣。
泰西八大帝王，平大灾，御大难，与夫开辟疆宇如华盛顿之类，中国古之帝王，实亦如此。大约孔子未出之先，中国即如今之西人，于保庶兵食之制，详哉言之。而惟伦教未极修明，孔子乃专以言立教，详伦理。六经一出，世俗尽变。以今日之中国论，则诚所谓文敝，先师所谓周末文敝者，为今之天下言也。服习孔教久，则兵食之事多从简略，故百世以下，则以文质合中为一大例。合通地球，不能再出孔子，则以海外通中国，沾孔子教化，即如孔子再生。今日西人闻孔子之教，即与春秋时闻孔子之言相同。学者不见孔子未生以前之中国，观于今之西人，可以悟矣。
《采风记》言：西人希腊教言君臣父子夫妇之纲纪，与中国同，耶稣出而改之。盖采之近人之说。窃以此言为失实。三纲之说，非明备以后不能兴，既兴以后则不能灭。西人旧法不用三纲，恐中人鄙夷之，则以为古实有之，非中国所独有，因其不便，乃改之。则使中国教失所恃，西教乃可专行。中人不察，群然附和，以为耶稣大力，足以改孔子之制，此最为误谬！六经中如《禹贡》言九州平治矣，周初乃“断发文身”、“筚路蓝缕”，以为由中国而变夷狄，则与耶稣改三纲之说同。既经立教，则万无改变之理！缘立教在文明以后，由人情而作，非逼勒强迫。既作之后，人人服习，则亦万无议改之理！今之西人，如春秋以前之中国，兵食之政方极修明，无缘二千年前已有教化。以中国言之，无论远近荒徼，土司瑶僮，凡一经沾被教化，惟有日深一日，从无翻然改变之事。故至于今，中国五千里皆沾圣教，并无夷狄之可言。以一经教化，则从无由夏变夷之理也。
历观前代，聚天下奇才博学，积久必成一绝技，超前绝后，实至名归。唐之诗歌，明之制义，久为定论。国朝诸事不及古，惟经学一门，超轶唐、汉，为一代绝业。汉人虽近古，西汉旧籍，百不存一；东汉囿于古文，贾、马、许、郑别为新派，不似国朝精心孤诣，直凑单微。由东汉以溯西汉，由西汉以追先秦，人才众多，着述宏富，群力所趋，数十年风气一变。每况愈上，灿然明备，与荀、邹争富美，一扫破碎支离之积习。前人云：神化之事，今不及古，惟算学奕棋，独胜古昔。盖形迹之事，心思日辟日开，前辈所能，后贤可以掇拾，踵事臻华，后来居上。亦如西人格致诸学，日盛一日，其进不已。经学之用心，与算奕同，故风会所趋亦同。西学目前已如此，再数百年后，其休明不知更为何如！诗歌帖括，体用皆不及经学之尊。留此至诣，以待时贤，百世可知。验小推大，天意有在，其孤诣独造，不有默默者为之引导乎！
历代科举专精之业，皆数十年风气一变。唐、宋诗文无论已，明之制义，相传有成、宏、正、嘉、隆、万、天、崇等派，分年画代，不为苟同。亦如唐诗之初、盛、中、晚，宋诗之西昆、元佑、江西、四灵、江湖。国朝经学，大约可分为四派：曰顺康、曰雍乾、曰嘉道、曰咸同。国初承明季空陋之弊，顾、黄、胡、姜、王、万、阎、朱诸老，内宋外汉，考核辨论，不出紫阳窠臼，游心文、周，不知有尼山也。惠、戴挺出，独标汉帜，收残拾坠，零璧断圭，颇近骨董家，名衍汉学，实则宗法莽、歆，与西汉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语。江、段、王、朱诸家，以声音训诂校勘提倡，天下经传，遂遭蹂躏，不读本经，专据《书钞》、《艺文》隐僻诸书，刊写误文，据为古本，改易经字，白首盘旋，不出寻文。诸家勘校，可谓古书忠臣，但毕生勤劳，实未一饱藜藿。二陈着论，渐别“今”“古”，由粗而精，情势然也。李、张、龚、魏，推寻汉法，讼言攻郑，比之莽、操，罪浮桀、纣，思欲追踪西汉，尚未能抵隙“古文”。咸、同以来，由委溯源，始知尊法孟、荀。开创难工，踵事易效，固其宜耳。综其终始，穷则必通，以横诋纵，后止终胜。廿年以来，读遗书，询师友，昔贤构室，我来安居。旧解已融，新机忽辟，平分“今”、“古”，不废江河。初则周圣、孔师，无所左右；继乃探源竟委，若有短长。博综同学，分类研精，图穷匕首乃见，附缀不类生成。乃如宋、元辟雍钟鼓，独享一人，六艺同原，贯以一孔。斯事重大，岂敢任情。既风会之所趋，又形势之交迫，营室求安，菟裘乃创。师友药言，佩领夙夜，事与心违，未得轻改。由衷之言，有如皦日。风疾马良，时惧背道。
中国谭天家旧法，皆谓天动地静，西人改为地动天虚。中土初闻，莫不河汉其言。积久相习，以为定论。搜考古说，乃多与相同。旧说六经，误据《左》、《国》，以为文、周国史所撰，孔子传述之。今以为孔子所作，托之帝王。地静天动，与地动天虚，节气昼夜，事无二致。其所以斤斤致辩者，亦如西法得之目验，积久推测，确有实验，不能舍实据而谈空理。且征之古书，亦如地有四游，明文朗载，且自东汉以后，皆主文、周。秦火经残，以孔子为传述家，其说孤行二千年，道术分裂，人才困绝，其利弊可数。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于十四博士之外，请更立三事，谓以“广异闻、尊道术”，今新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岁月积累，居然别成一家。旧说之外，兼存此义，未为不可。如必深固闭绝，殊失博采兼收之道。况留此以待后来审定，安知地动天虚，久之不成为定论？事理无穷，聪明有限，是丹非素，未免不公。先迕后合，事所常有，姑妄言之，何妨妄听之乎？[《劝学篇》以开民智为主，上编盖以中法开士智，使不以村学究自画。]
德阳刘介卿[子雄]舍人，心思精锐，好辟新说。因读《今古学考》，遂不肯治经。以为治经不讲“今”、“古”，是为野战；讲“今”、“古”又不免拾人牙慧。故舍经学，专工诗辞。又以《周礼删刘》为阉割之法，于己说相迕，指为窜改，不免武断。必群经传记，无一不通，方为精博。今以“大统”说《周礼》，旧所阉割之条，悉化朽腐为神奇。惜舍人不及见之也！
国初蒋大鸿言墓宅理气之学，独标玄解，宗法古初，力攻明中叶晚出之《玉尺经》。或乃不取其书，诋其以一人臆见，欲尽废相传之旧说，谓前人无一是处，殊属偏执云云。窃以此事当论是非，不当论从违之多寡。如《尚书》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左传》乃以一人为众，此论是非不计人数之明说。蒋说虽于时术不合，证之古书，实乃相同，则其所欲去者，晚近谬说耳。用备一说，奚不可者？南皮张尚书不喜《今古学考》，谓余但学曾、胡，不必师法虬髯，并谓“洞穴皆各有主，难于自立”。今乃由《春秋》推《尚书》，推《诗》、《易》，六合内外，悉归部属。然皇帝各有分司，愚不过借箸而筹。淮阴之策楚项，诸葛之论魏吴，功成身退，与曾、胡实出一途。杖履逍遥，退耕畎亩。刘秉忠、刘青田，何尝不参预秘谋？亦终不失臣节。
《隋志》、《陆录》所谈各经源流，谬种百出，百无一真。证以《史》《汉》，其说自破。近人言经学，以纪晓岚为依归。当时谭经诸家，融而未明。纪氏专心唐、宋小说杂闻，未能潜研古昔正书，以辞赋之才，改而说经，终非当行。又以《隋志》、《陆录》为宗旨，故所说经籍，不脱小说謏闻，疑误后学，受患颇深。如说《周礼》以为周公旧稿，后来人非周公，随时修改，久之，当时已不能行云云。是比《政和礼》、《开元礼》犹不足，何足以为经，使人诵习，传之万世？《毛诗序传》出于卫宏，如大小毛公名字、叔侄、官爵等说，皆出《范书》以后，乃误为真。其说二人，真如孙悟空、猪八戒，此等游戏，评诗谈艺则为高手，解经则成儿戏！又如书坊伪《端木诗序》、《申培诗传》，其书窜乱删削，至为陋劣！既明知其伪，乃又摘论其中数条，以为义可兼存。似此犹可存，则又何不可存！大抵纪氏喜记杂书，好行小慧，于史学辞章尚有微长，至于经说非其素业，故于各经论述，几不知世间有博士，何论孔子！时贤推尚纪氏，故略发其说于此。大致悠谬者多，不足与细辩也。
国朝雍乾以后，郑学盛行。误信孔氏“疏不破注”之邪说，宁道周、孔错，不言马、郑非。积习移人，牢不可破。嘉、道以后，龚、李诸贤，始昌言攻之。然亦如晋王子雍，一生专与郑为难，乃全不得其病痛所在。考郑学自魏晋以后，盛行千余年，其人人品高，号为经师完人。至细考其着作，实不见所长。《诗》、《书》二经，推《周礼》以为说，强四代经文以就其误解之《周礼》，固无论矣！平生着述，三礼为优，《周礼》又其本中之本。《大行人注》言：周之疆域方七千里，天子以方千里者一为王畿，州牧各得方千里者六。以一州牧大于天子五倍，似此谬妄，妇孺皆知其非！《周礼》以制度为主，制度以封建为首纲，根本已失，其余均不足观。《王莽传》：莽女为后，十一媵，是天子一娶十二女。王莽晚自娶，则有百二十女。明系歆等附会误说，然经无明文，尽可改正，[郑说六乡、六遂，与《王莽传》不同，是郑君改其说。]乃造十五日进御之说。其注百事多略，惟此条最详。推考变节，无所不至！经所称“孤”，本即世子，指《春秋》齐、曹世子而言，乃以为“三孤”；经所见诸“孤”字，皆非王臣，则又伪造“大国孤一人”之说。误中又误，梦中又梦！其注《仪礼》，至以“诸公”为“即大国之孤”，“孤”何得称诸公？飨礼即乡饮酒，明知今古文“飨”皆作“乡”，何不注于题下？乃以飨礼为亡。飨礼，与乡人饮酒礼节隆杀不同。郑明知汉时所行乡人饮酒礼仪节简，为欲实《周礼》“乡”字之说，亦遂以为真乡党所行之礼。李氏但诋其破坏家法，不知即以专家论，郑君于《周礼》、《仪礼》已多不能通，又何论其于“今”、“古”相乱之旁失！考郑于各经大纲，虽多不得本旨，旧颇称其细节，如宫室、衣服仪节，实为精密，然大端已误，细节殊无足取。且进而考其细节，亦多因强附《周礼》而误。余学专欲自明，不喜攻人，但郑空负盛名，实多巨误。后生以之为天人，望洋而叹，莫敢考索。故由郑学入手者，如入迷途，久而迂谬成习，以所注之书，无一明通之条，后人读之，如饮迷药。为后贤祛疑起见，但一言之，以示其例耳。近来谈学校者，力求简约，为士人省力，以为读西书之地。观诸家昕列诸书，仍无门径、条理。过简，则谓日月可完；少繁，则老死不能尽。且所列近人义疏，沈没于声音训诂，即使背诵如流，其于致用，奚啻千里！西人谓海王星光十二年方至地球，从诸贤仰望孔子，恐十二年其光仍不能到，以相去不止海王与地球之远也。
近贤论述，皆以小学为治经入手，鄙说乃易以《王制》。通经致用，于政事为近；综大纲，略小节，不旬月而可通。推以读经、读史，更推之近事，迎刃而解。《劝学篇》言学西艺不如西政。近贤声训之学，迂曲不适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无济实用，远不及西人之语言文字，可俾实效。读《王制》，则学西政之义，政高于艺。如《段氏说文》、王氏《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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