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始，不得不藉天道以取象。所谓“万古不失九道谋”，言天道则一成不变，名物象数方能定。所以不言人事而详天，以人无常而天不变也。《诗》之言行皆谓五星阴阳，故阴阳五行为《诗》《易》之专说，非子家，乃经说。
古文家专以“好古”、“敏求”说孔子，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所谓“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按《春秋》《尚书》为行事，以述古说二经尚可；至于《诗》《易》，全为百世以后言之，事非古事，人非古人。“静言思之”，因心作则。后儒之说二经，亦以为述古。“血气”、“尊亲”，非古所有，事本创作。以为师法帝王，则宗旨舛失。故《庄》《列》于诸经说，贵作贱述，至比诸经于刍狗、陈迹，其言“迹者，履之所出，而非所以为履”诸条，皆以贱述贵作。“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后世经说皆以孔子为述，故极言述之不足贵，以明孔子作而非述之宗旨。述于“小统”为近似；至于“大统”，断为作，而非述也。
《大学》“平天下”章，归重“絜矩”。居中为忠，前后左右皆得其宜为恕，“絜矩”即忠恕之道。《论语》由求进退，即裁成狂狷以合中行。《中庸》子路问强，孔子言南北之强，事各不同，而折中于君子，“宽柔以教”，至君子居之，“中立而不倚”，中立为忠，为倚为恕。以《下经》言之，《咸》东《恒》西，《既》北《未》南。四首卦为前后左右，而《损》《益》居中以化成之。东西以仁义比，南北以水火比。于东损柔而益以西方之义，于西损勇而益以东方之仁，北则损水而益火，南则损火而益水。损其本来之性情，而益以相反之学问。由也进，退之；求也退，进之。损益之后，则温而厉，威而不猛；温而厉，刚而无虐。圣人居中，调剂四方，化成万物，不必有所作为。取西方相成相反之义，去其有余，以补不足。《大学》“所恶于前”，至“无以交于右”，人情好恶喜同；柔恶刚，勇恶法；热恶寒，寒恶热。损益之道，损其过，即去其所恶；益其不足，即进之以所喜。既经损益之后，水不易深，火不易热；柔者能刚，刚者能柔，此絜矩之道。自革纯民以化成天下，功用全在损益。推究其义，未尝不可曰：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但俗解“絜矩”，只能求悦于四方，不能化成于天下，乃伯主小康之属，非皇帝甄陶万物大经也。
《论语》“子张问十世”章，三统之法，专主“益损”，即《易》二卦名。今按以《上经》言，则《乾》夏、《坤》殷，《泰》《否》为损益；以《下经》言，则《咸》东、《恒》西，《损》《益》为损益。夏殷为《鲁》《商》，即文质二家。《损》《益》本兼四方，包《坎》《离》《未》《既》而言。详东西青素，而略南北赤黑，故但言二代以成三统之制。犹“学而时习之”章，“时习”为《坤》、为殷；“朋来”为《乾》、为夏；“君子”，居中皇帝，时以损益为文质以成为“彬彬君子”之义。《月令》“鹰乃学习”；《坤》之二曰：“不习无不利。”故“学而时习之”为《坤卦》之说。考《坤卦》二五爻变为《坎》，象二鸟子母双飞之形。《乾》《坤》：《乾》主东北，《坤》主西南。《时则训》：春则鹰化为鸠；到秋则鸠化为鹰。因时变化，故曰时。《坎》之《彖》曰“习坎”。《坤》主西，二五变《坎》，为子母双飞，如鹰之学习。“悦”从“兑”。《兑》西方，《坤·彖》曰“东北丧朋”，到《乾》，“东北得朋”，《乾》居东。二五变而为《离》，二五变则上下皆从之，为“朋来”之象。阳变阴，《乾》之五曰“飞龙在天”，由《坤》化“朋”。“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即《诗》之“黄鸟于飞，其鸣喈喈”。《坤》变为“时习”、为“学习”；《乾》变为“朋来不亦乐乎”。东方主乐，“乐”为文，“悦”为质，“文质彬彬”，合二代为君子。《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愠于群小”则分崩不合，因为忧心。不知不愠，则化一为同。皆取二代以成彬彬之君子。孔子之“学”，以皇帝为归宿。《论语》首章即言三皇，《诗》之三《颂》，非为儒生言训蒙束修之事也。
言政有新旧党，言学有新旧派。《大学》“新民”，《诗》之“污”、“浣”，《盘铭》曰“新”，皆取“维新”之义。由开辟以至今日，由今日以至千秋万岁，初蛮夷而继文明，日新不已，臻于美善。今之文明远过古人，后来又必远过今日，一定之例也。孔子之教，创始于春秋，推行于唐宋。今当百世之运，施及蛮貊，方始推行海外。数千百年后，合全球而道一风同。“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乃将来之事，非古所有，而世俗之说，则与此相反，皆谓古胜于今。《中庸》言“大统”，有“生今反古，灾及其身”，亦初蛮野、渐进文明之义。乃俗解道家亦贵古贱今，如上古之“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诸说，不知此乃道家之反言。贵大同，贱小康，道家定说也，今乃贱今贵古，必系有为而言。盖典章文物，后人胜于前人；至于醇朴之风，则实古胜于今。诸家言皇帝、王伯升降，皆以为古风淳厚，后世浇薄，故皇帝功用，典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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