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因为自己做木匠，不要我再去学木匠，就托人介绍把我弄到城里一家乡绅人家当侍役。继续做到四年，不幸所谓乡绅也过世了，他的儿子把家产也卖光了，当时我就此回家。不幸得很，我的父亲一时竟要我完婚。我当时年纪只有十八岁，也无能力供养，坚持不允，我的父亲立刻就把我监视起来，只得惟命是听。结婚之后，就立刻跑到上海来，人地生疏，总想不出到何处去投身。当时只有一个包袱，余无他物，后来想出在从前乡绅家里做同事的某君似在甬同乡会作会役，我就跑到同乡会，托他荐一投身之所，过了半月也就在会里当作侍役了。收入每月二十元。这时候我非常勤俭，所有收入尽数寄到家中，一家生活很得安适，但是乡间我的内子忽和我的父母吵闹起来，所以她也就跑到上海来了，只得在沪组织小家庭，住在华界，借一个后楼，每月只三元。所以连开销十二元已够，每月尚有七八元带到家里给我父母用。但不幸的祸患又来了，所谓阿拉同乡会要改组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因此也离开阿拉同乡会。当时我的她怀孕将要临盆，所以日夜奔走，忙寻生意，幸得某公介绍一个机关作侍役，薪水连膳宿只有二十元，只得自己勉强艰苦度日。同时我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夜间有余暇，我得乘此夜间余暇到某教会夜校去求点知识。不料霹雳一声，祸又来了，念元职务摇动了！替我之职者据说是一位前月尚在某总会做侍役，因为现在租界当局禁赌甚严，某总会受其影响，也在前月关门了，这辈侍役无所依靠，我机关某委员，平日也在该总会消遣，所以与这班侍役有些情面，无故用缴械式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我停歇了。我就跑到该委员面前，对他说，现在年底将近，可否这个月（十二月份）给我再做一月，让我可以预备到别处去寻生意，况我将近二年，忠心职务，从未有错误发生，一时将我停歇，非常痛苦。他推托说，这是各委员共同的意思，因为用人是该委员主持其事，我也不再和他噜苏，就离开此机关了。
呜呼！号称某国留学生，知识阶级，而竟出此讲情面手段，世道人心，有何可说？我的区区二十元下等职务，尚且为他人讲情面被人所夺，其他职务概可想见。
编者先生！现在我已失业了，生活顿觉恐慌，我胸中如刀刺，无心坐在家中，夜间也不去上课了。失业至今虽仅三星期，但是我一穷汉，真所谓做一日吃一日的，现在年关将到了，生意也不知何日可以得到，怎令人不痛心呢？所以日夜奔走朋友地方，询问生意……
张自觉
答：这封信编者不过略为修正几个字，大体都是张君的原文，适闻上海职业指导所有某机关托它物色几位职工，我们已另函张君径与该所接洽。读他这封娓娓谈来的信，很可以看出一般社会心理之反映，至少似乎可以看出这几点：（一）自居于贤父兄者，往往急急忙忙的要替年幼子弟“完婚”，反把子弟自立能力之养成看得轻；（二）内地乡间的社会心理也如此，促成做父兄及本人的错误；（三）因此错误心理所构成的结果，往往使真才受束缚而莫由发展，甚至埋没；（四）社会上用人者往往不重真才而只讲情面。（全为事业前途计之领袖当然不肯这样。）
我们同事间，因为近来公司中新进了一位新同事何某，便发生了许多闲话。何某年约三十余岁，我与他接触的机会比别人多，所以我知道得也最详细。他是公司中的经理介绍进来的，所以他的薪水亦比别人大。大凡本领大的人虽一步登天，别人亦不见得反对罢。但是这位何君作事的效率却比别人低！
何君第一次的职司是在收银钱的部分，但是每日由他经手收入的银钱，却有许多的铜洋钱，铅角子，假钞票。该部的主任立刻送他到经理室去，不要他在该部做事了。经理只好再派他到帐房里去坐帐桌，不到一个月，帐房里的主任也送还给经理，说他帐算错了，反而多费手续。于是经理再派他去印发票簿上的号码，但是他将号码印重复了。经理没法，只能重行派他到稽查部去检查送货单。这个职司总算与他配合的，只须半小时就可办完毕的；先时在别人是兼的，现今在他是专任的。所以他空闲的时候很多，和领“干薪”差不多！
有些同事们说：这样不中用的人是时代的落伍者，是被人轻视的。我们大家那一个不笑他！他虽有有力的靠山及薪水比我们大，却没有什么趣味可言！
张心贲
答：自己无实在能力而徒然倚赖别人，他的“靠山”也可以说是“冰山”，一旦“冰山”倒，便须“坐以待毙”。况且喜用“饭桶”的经理，更易跑到倒的路上去，决不能持久的。所以“饭桶”的“金钱世界”是大靠不住的。“良知”是人所共具，“饭桶”自身精神上的苦痛，也决不能免的，更说不到真正的“舒服”！
张君所说的还是没有“牌子的”“饭桶”，我们曾经看见由外国回来的挂了博士招牌的“饭桶”（博士当然也有好的），在某机关挂名不做事，两个月里领了近四百元的“干薪”！人格扫地！这种人多了，社会的确要腐化，我们是应该要加以攻击的。像张君所举的那个“饭桶”，似可由同事共同写一封信给经理，提醒他公司里多了一个“饭桶”，并表示“共愤”的意思。
我虽对于贵刊成了一个知己已半年，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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