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在“怎样生”而不在“何以生”；注意“怎样生”才切实际受用，如专从“何以生”方面发空论，唱高调，尽管连篇累牍，辩论无穷，我们但觉其隔靴搔痒而已。换句话说，我们不必在空论方面争辩人生原来有无意义，宜从实际方面研究怎样在当前使人生有意义；我们的人生意义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是由我们自己造出来的。
真危险极了！国家争攘之时，既不能安逸为生，又无从寻到一条正路可走。尤其是我们中学生，想最近的将来无力升学，而一个中学毕业生要想在本是事浮于人而现在是人浮于事的境况下争一啖饭之地，恐是不可能的罢！
读贵刊第四十期先生说的“至诚牺牲奋迈前进”，我们真是知而难于行了！由衷心的感且奋的写出来求答于先生，先生虽是爱莫能助，但也有所建议罢！
宋志龙
答：宋君这封信连举了几桩事实，尤其重要而值得深切注意的是第一段中所述的“困苦窘难”的感触，总括起来，可以说是一篇“悲观论”。目前的中国在事实上确有许多悲观的印象，这是共见的事实，无庸为讳的，但我向来主张我们不做人则已，既已做人，不管悲观也好，乐观也好，只有尽其心力向前干的一条路走。我深信这种“尽其心力向前干”的态度能使我们常常拿得定主意而努力向前进，不至从事无裨实际的忧愁。也许宋君听到这里要大声呼道：“没头的路叫我们如何走法？”我们试察宋君所说的情形，是否可称为“没头的路”？他说“最近的将来无力升学”，无论如何“最近”，他在目前总还在学校里求学，依我所谓“尽其心力向前干”的态度，有一天的机会给我求学，我就在这一天“奋迈前进”的求学，决不放过这一天的机会。人生的一条路是很长的，走一段是一段，有一段走的时候，便应该挺胸拔脚兴奋的向前走。走完了这一段而没得走的时候则奈何——例如真到了“最近的将来”而“无力升学”则奈何？也只有“尽其心力向前干”！怎样干法？在乎各“尽其心力”，当然不能有一个呆板的公式：有的能靠自己的信用得到亲友的协助；有的能够寻得半工半读的机会；有的能够靠自己的本领考取免费或减费的学校；有的能够一部分靠亲友的协助，一部分靠自己课余的工作。倘都不能如愿则又奈何？仍只有“尽其心力向前干”！怎样干法？多方寻觅工作的机会。这件事当然也有若干附带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一方面自己须有相当的服务能力，一方面社会有相当的服务机会。前者是自己作得主的，可于平日注意修养得来的；讲到后者，也许宋君要大声呼道：“人浮于事的境况下，争一啖饭之地，恐是不可能的罢！”我以为“人浮于事”的“人”字要解作“没有服务能力与精神的人”，因为“才难”之叹，我们随处可以听得到的。所以说“人浮于事”犹可，一定说是“不可能”，并非社会上实际的情形。宋君也许要说中学毕业不能算人材，其实所谓“才难”之叹，不但指高等专门人才，即普通办事人才亦有“才难”之叹。我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天灾人祸的摧残，诚然是百业萧条，生计穷困，但谓为难走的路则可，谓为“没头的路”则殊非事实。既非绝对都是死路，便未尝没有奋斗的可能，我们便应就可能范围内各尽其心力向前干去。惟其环境困难才用得着奋斗，有现成的好环境便用不着奋斗，因为奋斗的意义原是应付困难的环境，解决困难的问题。在困难的环境中只有能奋斗者才能生存，不能奋斗者便受淘汰，所以我说我们只有尽其心力向前干的一条路走。孙中山先生魄力的伟大，事业的伟大，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他一生就没有顺利的环境：他生在“孤陋寡闻”的翠亨村，在他阿兄店里做过学徒，初赴檀香山演讲民族主义时，听讲者只有三人，试读他于奔命海外呼号革命之时致邓泽如、吴稚晖诸氏的信（见《总理全集》第三集），筹款之艰难，虽数百圆数千圆亦费尽气力，乃至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千数百圆，又有谁预先替他端整好顺利的环境让他舒舒服服的革命？
一般人的失学失业问题是整个的社会问题，要彻底解决，当然要靠民生主义来作大刀阔斧的建设，不是一二人在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但是我们仍当在可能范围内各尽其心力向前干去，干得一步是一步，坐着悲观烦闷是没有用的。
我上月到了日本去。很佩服日本人民有爱用国货的精神，他们商店除了几爿极大的店带卖些外国货外，其余的大都是国货商店。不像我们中国的大商店专门代外国人推销外货。
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们国人倾向欧化是十分热烈，恐怕连那爱国的热度，也追赶不上他了。上海有几位好以“来路货”耀人的阔老们，他们住的是洋房，吃的是大菜，穿的是印度绸，哔叽呢，出外坐的又是新式的摩托卡。有几位好时髦的青年男女，甚且头上搽的一定要“司丹康”“雪而康”，面上敷的是旁氏或夏士莲的雪花膏，身上喷的又是新自法国运来的巴黎香水。总之，除了他们的肉体是从母胎带来的国货外，其余周身戴的，穿的，用的，敷的……都是些外国货。我也不敢向他们求别的希望，只希望他们看了我这封信之后，自己去思量思量！
编者先生：请你将这封信看了后，就介绍给《生活》的读者，这是我所十分感谢的。
刘念仁
按：我个人不反对欧化，但是我主张能有自造欧化的东西，才配欧化，如专替外国货做生意，不是欧化，简直是“奴化”。再进一步说，我们极希望国人赶紧想法自造欧化的国货。例如穿西装，的确比中装来得便当，我有一次穿着一件夏布长衫乘电车，下车的时候因为稍为挤一点，后面的踏着我的后衣角，我当然没有留意，一脚刚才离车，哇的一声，撕破一长条，心里实在觉得中国长衣的累赘！我从前也是常穿西装的，后来如刘念仁先生所说的“思量思量”一下，觉得一套一套替外货推广销路，心里实在不高兴，便常穿中国衣，但总常觉得中国衣的累赘。我因此心里常望有什么新出的国货可以做西装穿。又如刘先生所提起的“新式的摩托卡”，何尝不比“两只长脚”或“小车子”来得舒适迅捷，但是中国留学生学工业的只会做大学教授，上上课堂教教书，很少学习造汽车的，造汽车的中国厂更没有，我事忙得不可开交时，就想坐汽车，但是我心里常想有什么国货的汽车坐坐，心里才舒服，所以总结说一句：我们希望国人赶紧想法自造欧化的国货。
昨天下午，同学奚君到我家里来，要我同他到某大戏院看电影。在我坐位右边有一位西装客，听他的口音，似乎是甬人，头上戴着高高的呢帽，腋下夹了一份外国报纸，傲慢之态，令人见而难受！四面的电灯忽然都暗了，同时银幕上的戏中人亦倏然现于我们的眼帘了。可是这位傲慢的洋装先生并未把他的一顶美帽取下，这一来，使坐在他后面的一位同胞不得不立起来请求他一声：“先生，请你把帽子脱下。”同时后排还有几位高鼻子的外国人，口中亦叽哩咕噜的讥他太放肆了。他听了非但不把帽子脱下，还要打了英文对那位请求者说：“”大概是说“那是我的自由”。
呀！这位同胞究竟是个弱者，听了他这句洋话，竟无以对！但是可恨的几位外国人却不客气起来了，不约而同的都高喊道：“” （逐他出去），这位傲慢的洋装先生不慌不忙的把他一顶美帽，立刻就脱下，同时他的两颊上好像涂了些红颜色。
唉！早知要脱下，那么不经那位请求者的请求前，“识相”些，亦该早早脱下了，何况经了人家的请求呢！现在竟被几个异国人一句话就说得他如奴隶般的服服帖帖，我看了心里不晓得怎样难过，尤其是因为我们忝为同国的人。
谭德洪
按：西俗除遇友人，尤其是女友，依礼要脱帽外，还有两处也要脱帽，一处是在电梯里如有妇女同乘，做男子的无论认识或不认识她或她们，都要把帽子脱下，还有一处是公共集会的场所，戏院也是其中的一种。各国有各国的风俗，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不照西俗的地方都是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要注意的一点是除为我们自己求方便外，也须处处为他人求方便，有的人情愿自己吃亏些去给别人方便，那当然是更难得，至少在不妨碍自己的地方更应当顾到别人的方便。例如谭君所举的这件事，坐在戏院里“头上戴着高高的呢帽”，在戴的人方面并没有什么好处，但坐在他后面的人便有了障碍；把“高高的呢帽”脱下来，在戴的人方面也没有什么坏处，但坐在他后面的便有了好处。这样脱下帽子不必损己而可有益于人的事情，何乐而不为？所以西俗不西俗尚在其次，就是中国的风俗也未曾教人在公共聚集的场所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呢帽”蔽遮后面人的视线。
此外还有两点也很值得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一个人如要硬到底，先要“理直气壮”，先要想一想自己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否则与其要“鸭尿臭”（上海人说丢脸的意思），不如开头就不要硬。
第二点是傲慢实在是最蠢的行为。在傲慢的人，我们试分析他的心理，他也不过要想别人因此把他看得伟大，他不知道一个人的伟大不伟大，是要别人就他实际的贡献而鉴定的，不是可以在本人自己的面孔形式上所能招致的。他愈神气，别人愈觉得他的可鄙，这岂不是和他原来要人敬视他的目的恰恰相反吗？所取的手段和目的相反，岂不是最蠢的行为？
人生有涯，宇宙之广大，学问之渊深，都是无涯的，我们即有一二可以贡献于社会的地方，也是好像沧海之一粟，微乎其微，有什么可以傲慢的地方？至于不过会穿几件洋装，说几句洋话，腋下夹几张外国报纸，更有什么可以傲慢的地方？
我们要常常记着，学养愈深的人，为人亦愈谦；傲慢自大就是浅薄的表示。
这次大光明戏院里演的《不怕死》有声电影，因为污辱我国的地方，致有激起公愤群起而攻之的一回事。但是我们如肯凭着良心想一想，究竟是我们的错，还是影片的错。
我们中国人作事向来好掩饰的。你说，在中国，中国人办了些什么事情能令外人所赞服的。“政治”是紊乱的，“司法”尤其黑暗，“军队”是专为大脑袋们争地盘用的。弄得人民年年沉沦在战争之中，还讲什么建设吗？连以农立国的我国，已早有自顾不暇之势了。
再谈到《不怕死》的片子里，那件事是中国人未作过的？“绑票”未作过吗？“贩土”未作过吗？除非是又瞎又聋的人才不知道，才不晓得！
如要说片子里污辱中国，唉！更说不过去，外国人污辱我国的地方，是这一件事吗？可以说，外人在中国，一举一动，都是有污辱中国的可能性。这点事，就算污辱了吗？不有租界，怎么会大光明在美领署注册？不有外国巡捕，洪深先生怎会到巡捕房去？唉！外国人来教训你，刺激你，反而你要说：污辱你，我真不明白！又真好笑！
诚然！高镜清的人格扫地，是专门要钱的，又凭藉外势以侮辱欺凌本国人，那末我们也只可专骂高镜清，或戏院，不应当说人家的片子是凌辱你的。
这样的拿它当作一件事做，值得吗？这样并不增加我国民族的高强，徒显出中国人的本性的丑态！
编辑先生：真对不住！害得你进退两难了。登又不是，不登又不是。
不必为难，我的话对的，并且与国人有益的，就请你不妨登出来，反之，就不必登吧。
若你能很勇敢的登出来，以后出了什么事，可由鄙人负完全责任，决不累及贵刊的。请放心！
张志学
按：张君这篇“悲观论”里面有很沉痛的话，也有很大误会的话。最沉痛的是：“军队是专为大脑袋们争地盘用的。弄得人民年年沉沦在战争之中，还讲什么建设吗？”很大误会的便是以中国不免有绑票和贩土等事，便不应该反对罗克侮辱中华民族的影片，甚至说他不错。我们要知道各国都有各国的光明方面，也都有各国的黑暗方面，这两方面的异同只不过程度上比较的问题，不是绝对的问题。中国诚然不免有绑票，但就全体中国人说，做绑票的究居少数。中国诚然不免有贩土，但就全体中国人说，做贩土的究居少数。而外国影片之专门选用形貌极其丑陋的黄人——听说有许多是日本人——拖着辫子专干穷凶极恶卑鄙怯懦的事情，使不知中国实际情形的外国一般民众看了，便以全体的中华民族为对象，觉得全体中国人都是可鄙，只有那位能把一个一个中国人揶揄打死的罗克一类的白人是最可敬的！张君说这片能“教训”中国人，要知道他不是专给中国人看的，是要运到全世界各国给不知中国全部情形的外国人看的，这不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