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有一个男人，我搬出一周末到。我几乎想挂断电话，但还是打起精神，说：“请克莱尔听电话。”
“你是谁？”他生硬地问。
“迈克尔，她丈夫。”
“她正在淋浴。”他说，好像松了一口气。
“告诉她我给她打过电话。”说完我飞快地挂断电话。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后穿上衣服出门走走。外面很冷。当一桩婚姻破裂时，你就会胡思乱想。究竟是因为志趣不投呢，还是真实原因要复杂得多？难道我事先没瞧出一点端倪？他究竟是个偶然的一夜过客呢，还是他们早就有来往？他是个有家室的一时头脑发热的医生呢，还是个能弥补我给她带来的空虚，年轻的精力旺盛的医学院学生呢？
我一直对自己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因为不忠于对方才决定离婚。现在考虑她有没有胡来为时已晚。
我们的缘分尽了，再明白不过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会再原谅她。她已成为过去。我决定放弃她，忘了她。如果我有权追逐女人，那么她享有同样的权利。
对，就这么定了。
凌晨两点，我不知不觉来到了杜邦广场。我不理同性恋者发出的口哨声，走过无家可归者的身旁，他们蜷缩在破被子里，睡在长凳上。这很危险，但我丝毫不在意。
几个小时后，我买了一盒十二只装的油炸饼圈，外带两大杯咖啡和一份报纸。露比如约等在门前，冻得直打颤。她的眼睛更红了，笑容也有点僵硬。
我们的谈话地点在办公室中前面的一张办公桌上，上面堆放文件最少。我把桌面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饼圈。她不喜欢巧克力夹心的，而偏好那种水果夹心的。
“你看报吗？”我打开报纸时间她。
“不看。”
“你认识字吗？”
“不多。”
于是我读给她听。我从第一版开始，主要是因为上面登着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报道配以大字标题，登在报纸的中问。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她很用心地听着。她也听说了有关伯顿一家冻死街头的传闻；她对细节很感兴趣。
“我会这样死去吗？”她问道。
“不会，除非你车中装有引擎，打开空调取暖。”
“我希望有空调。”
“你会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么意思？”
“冻死。”
她用餐巾纸擦擦嘴，小口喝着咖啡。奥塔里欧一家丧命的那天夜里气温是华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天气最冷的时候，你去哪儿呢？”我问。
“哪儿都不去。”
“你呆在车里吗？”
“是。”
“你怎样御寒呢？”
“我用许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从没去过避难所？”
“从没去过。”
“你愿意去避难所吗？如果你愿意，就能见到特伦斯。”
她侧过头来，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说一遍。”她说。
“你想见特伦斯，对不对？”
“对。”
“那么你必须戒毒，对不对？”
“对。”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时问。你愿意吗？”
“让我想想，”她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仅仅是一小步，但并非无足轻重。
“我能帮你见到特伦斯，你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她问，目光不敢与我相接。她用身子围住咖啡杯，热气冒上她的脸颊。
“你今天去‘内奥米之家’吗？”
“是的。”
“我跟那边的头谈过。他们今天有两个聚会：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就是所谓的‘禁酒禁毒协会’。我要你都参加。那边的头会打电话给我。”
她点点头，那模样就像个挨了骂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紧。她小口吃着饼圈，啜饮着咖啡，出神地听着我给她念报上的故事。她对国际新闻和体育报道不太感兴趣，但颇关注本埠的新闻。她许多年前曾参加过一次投票选举，所以对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窍不通。她能听懂犯罪报道。
一篇长篇社论抨击国会和市当局没能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它警告道，还会发生像朗蒂一家这样的悲惨事件，还会有儿童死在街头，死在国会山的脚下。我把社论解释给露比听，她赞同上面的每一句话。
外面下起了一阵轻柔的冷雨，我开车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内奥米之家”。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层楼的排屋，它所处的街区房屋结构与别的街区相似。它每天上午七点开门，下午四点关门，向前来求助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种活动和咨询。露比是那里的常客，所以当我们到达时她的朋友纷纷向我们打招呼。
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梅甘的年轻女人。我与她轻声交谈，计划让露比戒酒戒毒。那里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还有三分之一hiv呈阳性。梅甘告诉我露比没患传染病。
我离开时，女人们挤在大厅里齐声歌唱。
我正埋头工作时，索菲亚敲我办公室的门。我还没开口她就进来了。
“莫迪凯说你正找一个人。”她手中拿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赫克托。“啊，是的，我在找一个人。”
“我会帮你。告诉我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她坐下来，开始记录。我一口气说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踪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的事实。
“年龄？”
“三十岁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万五。”
“既然他有四个孩子，那么至少有一个在上学。从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贝塞斯达来看，我怀疑他有额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还有别的情况吗？”
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她返回她的办公桌，打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飞快地翻动着内页。我让门开着，所以能看见她做的一切。她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在邮局工作的某人，随即谈话变成了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她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先用英语与接线员打招呼，然后又换作她的母语。她给天主教教区打电话，接着又引来一大串电话。我对她的举动失去了耐心。
一小时后，她走到我的门边，大声道：“赫克托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们的住址吗？”
“你是怎样……”我吞下了后半句话，吃惊地盯着她。
“别问了，是通过他们教堂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上个周末匆匆忙忙地搬去。你需要他们的新住址吗？”
“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
“这可不太容易，不过我能告诉你大致的方向。”
已经有六个人坐在她的办公桌前，等待咨询。“现在不忙吧，”我说，“待会儿再说。多谢。”
“小事一桩。”
小事一桩？我花了几个小时晚上去敲他邻居的门，晚上寒气逼人，还要躲避保安的纠缠，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枪。而她只打了个把钟头的电话就办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师，我以前办案去过两次。分部的办公室设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楼里，大楼的门厅就有几层，楼前环绕着喷泉和许多商店，自动扶梯蜿蜒而上。对赫克托·帕尔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藏身瞭望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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