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纳凌晨五点打电话给我。“你醒了吗？”他问，他住在旅馆的豪华套间里，亢奋异常，正面对墙壁滔滔不绝地发表他对这个案子的高见，连珠炮般地向我提问。他看过那篇报道了。
我一边裹紧身上的睡袋，一边听他告诉我该如何打这个官司。沃纳是个诉讼律师，而且相当杰出，陪审团对伯顿一家的同情会超出他的意料之外。我们要求的赔偿额太小——一千万远远不够。只要选对了陪审团，要得再多也不为过。他多想親自来办这件案子。莫迪凯怎样？他是出庭律师吗？
办案收取的费用？当然是百分之四十。看来我还有希望。
“百分之十。”我在黑暗中说。
“什么！百分之十！你脑子没毛病吧？”
“我们是非赢利性的事务所。”我试图解释，但他不听，他怪我没要更多。
那份文件是个大问题，他说，以为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你能不援引那份文件打赢这场官司吗？”
“能。”
他哈哈大笑起来，盯着报纸上老雅各布斯的照片，一边一个罪犯。两小时后他将乘飞机飞往亚特兰大，九点钟到达他的办公室。他迫不及待地要四处传播这些照片，他会以传真的方式立即把它们发往西海岸。
他话没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才睡了三个小时。翻了几次身后再也睡不着，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致我无法安宁。
我冲了个澡后离开住处，在巴基斯坦人开的店中喝咖啡直到天亮，然后替露比买了早点。
两辆陌生的小汽车停在离我们办公室不远的第十四街和q大街的交界处。七点三十分我驾车慢慢从那儿驶过，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继续向前开。门前的台阶上不见露比的踪影。
如果蒂尔曼·甘特利认为武力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那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莫迪凯曾警告过我，虽然我认为没这个必要。我打电话到他家告诉他我看到的情况，他答应八点半到，与我会合。他会提醒索菲亚，亚伯拉罕进城去了。
两个星期以来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个案子上，虽然有不少重要的事让我分心——克莱尔，分居，适应新工作——但是起诉河橡公司和我的前东家一直放在我的心上，在任何大案起诉之前，总是心潮难平；起诉之后，才逐渐平息下来，有一种爆炸过后尘埃落定的意定神闲的感觉。
我们起诉甘特利和另两个被告后的第二天，他没有要我们的命。我们的办公室一切正常。电话并不比平时更忙，咨询者的数量与往日持平。把这个案子暂时抛在一边，我更容易集中精力在手头的工作。
我只能想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大理石大厅内的恐慌，那里将不会有笑容，喝咖啡时将不再有轻声交谈，走廊里将不会有人开玩笑，也不会有人谈论体育赛事。相比之下，殡仪馆也许会更热闹些。
在反托拉斯部，那些最了解我的人更会沮丧，波利会采取一种恬淡、超然的态度，效率丝毫不受影响；鲁道夫轻易不离开他的办公室，除非上司召见。
这件案子的唯一不妥之处是将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牵连在内，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不仅无辜，而且对此事根本一无所知，没人关心房地产部发生的事情，几乎没人认识布雷登·钱斯，我在那儿工作了七年后才第一次见到他，而且仅仅因为我去找他，我感到歉疚，为那些受牵连者——创建公司并给予我们良好培训的老前辈们；继承精英传统的与我同班的培训班学员们；那些刚刚醒悟过来，意识到他们道貌岸然的雇主竟然与这起非法造成的死亡案脱不了干系的新雇员们。
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布雷登·钱斯、阿瑟·雅各布斯和唐纳德·拉夫特，他们选择了置我于死地这条路。让他们颤抖去吧。
梅甘正在一个挤满了八十名无家可归的婦女的屋子里努力维持秩序，看到我来，她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陪我在华盛顿的西北区驾车兜风。她不知道露比住哪里，我们并不真的想找到她，这只是一个短暂相聚的借口。
“这太平常了，”她试着安慰我，“流浪街头的人是不可预测的，尤其是瘾君子，这是一条规律。”
“以前你见过这种事？”
“见得太多了。你学会淡然处之。当一个求助者戒掉了恶习，找到了工作和住处，你低声说一句感谢上帝，但你不要为此而激动，因为另一个露比会出现，并使你心碎。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你怎样做到不灰心丧气呢？”
“我从流浪者的身上汲取力量。他们真了不起。绝大多数人出生时就很不幸，然而他们都能活下来，他们四处漂泊，屡遭坎坷，却跌倒了再爬起，永不放弃。”
在距事务所三个街区远的地方，我们途经一个修车铺，修车铺后面堆放了许多损毁的车辆，入口处拴着一条大狼狗，脖子上系着铁链。我本来不打算在这些锈迹斑斑的旧车中找露比，于是那条狗决定不跟我为难。我们估计她的栖身之处在十四街事务所与第十大街的“内奥米之家”这段区域内，范围大致在洛根广场到蒙特·弗农广场之问。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她说，“我一直惊讶于这些人的流动性，他们有的是时间，一些人能步行好几英里。”
我们观察流落街头的人们。我们缓慢地向前开，审视着车边的每一个乞丐。我们走过许多公园，打量着无家可归的人，在他们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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