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对自己有了另外的解释——那就是，—个少年当时实在不能理解，除开对某些罪大恶极的人民的公敌，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另当别论，除开对某些人间恶魔，诸如对某些不但杀人累累而且在杀人前折磨人、杀人后又食之的两脚兽，何以人对人竟会那么的邪恶？……
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親眼看到一些别的孩子怎么样残忍地虐待小猫小狗以肆娱……
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親眼看到在松花江畔、一些少年怎么样随心所慾地摆布一具无人认领的溺尸乐不可支……
我在“文革”中，在外地“串联”时，曾親眼看到一些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怎样将一个女人的上衣剥光，并将写上羞辱文字的牌子用细铁丝拧在她的*头上……近年来我不止一次，也可以说是多次地从严肃的大报而非故意耸人听闻的地摊小报上，读到流氓歹徒怎样光天化日之下轮姦少女，怎样毒打残杀弱者至死而围观者也就是“白相”者众多的报道……
那一时刻我也确实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遍布我的全身。不是胆怯而是恐怖。不是重重包围着我的那些嘴脸的凶恶样子使我感到了恐怖。而是从他们的眼里从他们的内心里似乎散发出某种东西，它氲氤一气，织成一种看不见的厚而密的氛围……
它使我氲氤感到窒息……
我的笔只有用来反映“老百姓”在现实中的生活或生存状态之时，才感到写作毕竟是有些意义的。而笔“绣”其它时，写作仅是个人享受。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未镭基湍流逆河，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以兑现之前，在接下来整肃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们豢养或被金钱所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自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了解得多客观，多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
在改革和腐败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误区，也可以干脆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黑洞”。一个时期内，一些帮阑文人和一些帮闲理论家，写出过许多帮闲式的文章。这类文章一言以蔽之地总在唱一个调子——要改革，腐败总是难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对腐败表示不满，这个调子总会唱起来。
一个时期内，老百姓的直接感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听关于腐败的话题，听了是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的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元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者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要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时代变了，猫变了，狗变了，文学也变了，小说家和诗人，不变也得变。原先是斗士，或一心想成为斗士以成为斗士为荣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变成猖士，或者干脆由猖士变成隐士。作一个现代的隐士并不那么简单，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虽然“隐”而“士”也总归潇洒不起来。所以旁操它业或使自己的手稿与“市场需求接轨”，细恩付也是那么的情有可原。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来越悟明白了——小说本质上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寻常的。连哲学都开始变得普及的时代，小说的所谓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评论”这碗饭的人的无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这么一种假象——所谓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在今天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为自己是大众的启蒙者或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土，自然很一厢情愿，很堂·吉河德。但以为自己高超地脱离了这个时代，肩膀上业已长出了一双仿佛上帝赋与的翅膀，在一片没有尘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学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也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感觉。
从此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机遇了。
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生活中，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没有机遇，便默默无闻。丽一旦有了机遇，谁又能断定走在大马路上的一个什么人，不会在一番什么事业中取得什么成功呢？让我说，人啊，为别人更多地创造机遇吧！果然人人如此，我们每个人的机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业而不成功，有时实在不是因为缺少才华，而是缺少机遇。进而言之，是缺少为他或她创造机遇的一些人们。我们为他人创造机遇，更多的时候并不损失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何乐而不为呢？仅仅因为“我不能，你便也休想”这样一种心理，断送了别人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遇，那是多么该诅咒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生活中太多了。少一点，生活将会变得美好！
有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令我感动至深，永难忘记。
年轻的肖邦初到巴黎，无人赏识他的音乐才干。他偶识了乔治，桑——这也是机遇。乔治，桑引他进入自己的沙龙的第一天，邀请了许多音乐界名流，告诉他们，大音乐家李斯特将为他们演奏钢琴曲，但有一个条件，需熄烛听之。黑暗中，钢琴声将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声止，掌声起。乔治·桑挽着李斯特持蜡烛走至钢琴旁。这时人们才发现，演奏者原来并非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持在法国女作家手中的蜡烛，照亮了未来的大音乐家的脸。
李斯特说：“这位年轻人演奏得好极了！我非常羡佩他的音乐天才！”
也许是虚构。但是真美好！美好的乔治·桑！美好的李斯特！当时眼望着银幕，我流泪了。从此喜爱乔治·桑的作品，喜爱李斯特的乐曲，尤胜喜爱别的作品和别的乐曲。乔治·桑与肖邦的爱情，对我来说，也成为容不得什么人的什么文字非议的爱情了……
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条定律是错误的。
谁动用过卑下的心术，淮就将得到等量的报应。动用没动用心术，这是该不该原谅的界线。
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末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懒得歼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时候，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性情中的真我来。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会从别人的庸俗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做人的原则。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那是怪不幸的。
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别人申冤的。
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大量的素材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吗？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慾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要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文革”后期，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这样。
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无所畏惧——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因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卖”得更惨的。“出卖”——各种人们之间的各种“出卖”，已不复能用“品德”二宇解释，那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种显微镜下分析，每个最渺小的病毒，都带有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的特征。
我们中国人的心理真是不可琢磨。我想。把女人的腿画得那么修长、那么秀美、那么迷人，涂以肉色，而将女人们的脸都画得像七八岁的小女孩的脸似的。于是夹在书中，压在玻璃板下，时时“欣赏”，便心安理得了。仿佛“欣赏”的是小女孩，非属女人了。
都是女人的大腿，我想，倘将“白毛女”的头换成一个外国女郎的头，恐怕那一排年历卡就该属于“封资修”，被视为能毒害人的诲婬的东西了。这位工宣队员，更不会当着我的面饶有兴趣地“欣赏”那上面的几十条躶腿了。辩证法真是无处不在。
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专门为女人们创造了那么多文字，在形容女人方面有那么多细致学问。比如就说女人的笑吧，外国文学的形容，也不过就是大笑、微笑、冷笑、美好地一笑、天真地一笑、单纯地一笑等等。而中国文学中，则有嫣然一笑、婉然一笑、灿然一笑、媚然一笑，思量起来，果然各领风騒。外国人形容女性身材，也不过就高低胖瘦，充其量再加上“线条”怎样怎样，如何如何富有“性感”。而中国文字中，除“苗条”，还有“婀娜”。“婀娜”之外还有“窈宛”。“窈窥”之外还有“亭亭玉立”、“风姿鉴人”一类。还有“秀色可餐”，要吞吃下去的意思。想起前些时候偷读一本《香艳诗抄》，其中更不乏什么“软玉温香”、“被翻红波”、“蝶浪蜂狂”一类，外国人叫“做爱”，或者直言曰“睡觉”。就像阿q对吴媽说的那么明白。可中国人却谓之曰“云雨”。怎么他媽的琢磨的呢！可见中国男人在女人身上动用的脑筋自古以来就很多。可见又自古以来都爱装正人君子，继而想到那位召见过我两次的工宣队员。他在欣赏“白毛女”年历片时，目光就很有几分猴褒。倘若那年历片上没有女人的大腿，印的是仿宋体或篆书体或“狂草”的“最高指示”，谁知那位革命的“沙子”会不会压在玻璃板底下，时不时就伏下头“欣赏”起来没够没了的？啤酒和五香雞头代替不了女人。喝过了啤酒我更想女人，我感到我周围布着许多陷阱，防不胜防。我的心理时常处于戒备状态，它太累了。也许它太需要靠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太需要一种女性给予的温情了……
二十六岁了，第一次明确地想女人，想得好苦哇！后悔早几年没将头往一个女人怀里靠过，想得就很朦胧。
产生得最快的勇气也消失得最快。任何冲动如果不能变成行为，不过就是一种心理本能而已。除了证明你有这种本能，再无其它意义。
我觉得身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们一样受命运的摆布，还要受生育之苦。还要受“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的捉弄。
便对那几位女工宣队员同情起来。
在这个小镇上，谁家里来一位外国人，可是件不寻常的事情。
不寻常的事情往往也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小镇上的人们肯定都忌讳这一点的。
做过什么亏心事吗？做过的。“批邓”的时候贴过一张大字报。写过三篇“反小生产者”的短篇“小说”。没发表。写过一部“反文艺战线‘走资派’的长篇”，没写完。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短篇也发表了，长篇也写完了。为了什么呢？为了获得。为了获得什么？为了获得我所憎恶的那种政治势力的青睬。憎恶是真的，想讨好也是真的。产生过愤起疾呼抗争的类乎勇士精神的冲动，更多的时候惟恐祸及自身，以懦夫的可鄙的沉默维护着一点点的人格。如果讨好成功呢？如果想获得的获得了呢？我会不会加入“另一类勇士”的行列，顺着政治的竹竿往上爬，越爬越起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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