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退休三年，文字生涯业已结束。承商务印书馆不弃，许为我出此文集，深受鼓舞。点检平生所作，仅得此寥寥数篇。对比过去近50年的高校教学经历，不无愧恧。过去多为他人作品写序，现在轮到为自己的文稿作序，却感到难于下笔。最根本的原因是乏善足陈。然而在整理旧稿时，不免勾起对往事的回忆，特别是几位恩师的指引。 我曾是老北大西语系的学生。抗战爆发，学校南迁。我因病滞京，又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继又转入历史系。在这里我遇到了邓之诚、洪业等多位名师。他们的殷勤教诲把我引进了这博大精深的史学领域，他们严肃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学风为我树立了毕生的楷范。 我原本打算治中国史，但事与愿违。20世纪50年代初，我的导师翁独健先生任北京市文教局局长，开始筹划创建北京师范学院。一天，他面谕我，要准备讲授世界史课程，原因是这方面的教师不易请到。我只能唯唯从命。等到历史系建立，我又承乏行政工作。聘来的教师各有专长，各就岗位，只剩下世界中世纪史无人应承，只好自己承担。从此开始直到退休，前后44年，我便一直滥竽于斯。 世界中世纪史在我国当时仍属一门新设置的课程，同行前辈留下的遗产不多，外文参考书籍已被束之高阁，手边可参考者只有两三种译自俄文的书籍。凭着多年的经验，完成教学任务并无困难。但是要想写出像我的老师当年发表的那样规格的文章，却殊非易事。面临的是上下千二百年，纵横八万里，国度以十计，文献资料无数种的浩瀚领域，简直是无从着手。当时自己度德量力，只要能编写出一部教材，编辑几本参考资料，就可算是功行圆满，再要想写出论文或专著，却是难乎其难了。1961年，周一良、吴于廑两学长奉命主编部编教材《世界通史》，我应邀参加撰写《中古分册》的中编，虽然费了极大的力气，读来连自己也不满意。后来我在为吴先生祝寿的《鹧鸪天》词中有句：“君真涑水综全局，我愧刘敛只数篇”，就是指的此事。 科研不成，转而从事翻译。感谢翁独健先生，我的试译是当年在他的《亚洲史》课堂上开始的。他交给我一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题为《中亚细亚》（La Haute Asie）的论文抽印本，让我译出供班上同学参考，从此引发了我对翻译的兴趣。50年代世界史学界正在酝酿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我的老师齐思和先生鼓励我承译一些项目。我年轻气盛，一下子便认定《查理大帝传》和《法兰克人史》两种，打算先以中世纪史开端为始，争取译出一系列的中世纪名著来。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当时政治运动频繁，自己于讲课之外还有行政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