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人见此诏书，还肯信否?此臣之所以为陛下惜也！伏望陛下察臣之忠，纳臣之谏，一奋威刚，正璪之罪，斥璪之恶，以信诏书。』
七月丙寅，始领甲寅诏书，去『言者勿复弹劾』六字，台谏累有论列故也。庚辰，右正言王觌言：『彼张璪之奸邪欺罔，臣自今年二月以来，累有封事，具陈其状。及窃闻臣僚论列非一，陛下不惟置而不问，方且明诏中外，谕以既无罪显恶钜之人，余皆一切不问。使璪得乘此以自负，而胶固其邪党，无射隼之忧，而朝廷有养虎之患也。』
八月壬辰，右司谏苏辙言：『张璪性极巧佞，遇事圆转，难得心腹者。王安石、吕惠卿首加擢任，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鹰犬之效，与章惇等并结为死党。熙宁弊法，皆璪等所共成就，陛下不可见其进退恭顺、言词柔和，遂以为可用也。臣闻璪意欲候过明堂大礼，求出补外，惟陛下为社稷计，因中外人心，早从其请，天下幸甚！』己亥，王岩叟、朱光庭入对延和殿。岩叟进曰：『臣言奸邪之状，指张璪事，皆有实状，陛下必经圣览。此人在左右不便。』上曰：『已曾谕卿，自有时节，不须更着文字。』对曰：『既有奸邪欺罔之事，合逐。』旋奏之，上曰：『如教苏轼改张诚一告词事，诚一不孝怎掩得?亦莫是众家意。』岩叟曰：『不然，只是此人党恶，讽谕中书舍人，令不显其事耳。赖苏轼不从，故得告命明白，不然，为奸人霭昧，以欺陛下。陛下以此观其心，于正道如何?』上曰：『会得。』
九月癸亥，御史中丞刘挚言：『今大享礼成，风闻中书侍郎张璪、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尚书左丞李清臣皆欲上章辞位。夫此三人者，并受神宗雇托之命，一旦同时求退，臣疑陛下必有所难之也。虽然，臣以为无难也。俱去之则难，俱留之则难，盖俱留之则害天下而屈公论，俱去之则伤国体而惑人情。令于三人之中察事考迹，权其轻重，则有必宜去者，不必去者。臣请论之：璪以倾邪柔狡，窃位最久，朋奸害政，前后言者，累疏其罪。臣曾上殿，亦屡蒙宣谕，以为璪过大礼，必听其去。自此臣更不复论列。今大享已毕，璪之引去，乃其时也。陛下许之，亦其时也。璪得掩其奸恶，以礼罢去，盖已幸矣。此臣所谓必宜去者也。若乃焘及清臣，比于璪辈。未有显罪。陛下若特以其受遗之故，且为留之，实有其名，亦无其害，此所谓不必去者也。欲望圣明照察，于三人中罢璪，所以安天下；留焘与清臣，所以明陛下不忘先朝受遗旧臣之意。』
辛未，右司谏王觌言：『窃闻起居郎林希召试中书舍人，希虽薄有文艺，素餐憸巧。当王珪用事之际，希陷奉之，无所不至，与其不肖子弟日相亲昵。及韩缜作相，希复为其鹰犬。今中书侍郎张璪倾邪著闻，士人之稍自重者，莫不耻游其门，而希与之深相交结，不畏讥议，何可使代言禁掖，入侍近班?伏望指挥，除一外任。』监察御史孙升言：『奸险之人，易进而难退。苟引类而来，陛下迟疑而不去，则其渐将至于成群，此君子所以为忧也。所谓奸险之存者，中书侍郎张璪也；附丽以交结者，林希也。前日林希试中书舍人，谏官、御史极言论列，而天听未回。告命已下，希为中书属官，朝夕与璪谋议，而希弟旦为御史，苟或上下交通，则其类驯致，臣恐非朝廷之福。伏望圣慈少加省察，检会臣前奏，特行追寝，则天下幸甚！』癸酉，诏林希为集贤殿修撰、知苏州。己卯，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张璪为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知郑州。台谏弹章交上，凡十数，璪乃请外，竟从优礼罢去。
十月壬辰，同知枢密院安焘乞补外郡，不许。御史中丞刘挚言：『臣昨于九月八日曾言：神宗皇帝顾命大臣不可尽去，宜于张璪等三人内罢璪，以安天下；留安焘、李清臣，以全国体。后蒙圣慈因璪有请，进其官职，使之外补。今闻焘亦复上章，臣深虑人情不察，以谓先帝弃天下方逾年，而受遗之臣一旦尽去，转相议论，无所不及，其于盛德之治，不为无损。伏望再烦思虑，无听焘之去。』辛丑[1]，侍御史王岩叟言：『伏见除知汝州章惇知扬州，命下累日，物论喧然，以为未允。伏读告词，又不为经明堂恩霈，直是无故宠迁。臣愚不解此意。又汝、海善里，王畿近藩，物物便安，非为贬所。罪大责轻，公议已称其大幸[2]，岂可曾未数月，遽易大邦?伏望圣慈深察臣言，特加裁处。』左司谏朱光庭亦以为言。王寅，诏章惇依旧知汝州。先是，左仆射吕公著等以惇父老，且自政府罢，既经叙宥，故迁之便郡，又欲以次甄叙诸放逐者，使各不至失所。既而言者交章谓惇不宜遽迁，语侵执政。太皇太后怒。问：『主惇者谁邪?』公著前对曰：『众议也。』时惇子又上书为其父讼冤，且侵执政，诏并责之。公著曰：『子之为父，何所不至?』乃止。惇被命特至国门，诏追扬州敕，复遣归，知汝州。自是当赦复者皆稍艰矣。
十一月戊午，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礼知扬州，龙图阁待制、知宣州蔡卞知江宁府。
二年二月己亥，诏观文殿大学士、正议大夫、知陈州蔡确落职，守本官知亳州。以御史中丞傅尧俞等劾奏确位居宰相，窃弄威福，故纵其弟，养成奸赃故也。
四月癸卯，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言：『伏见尚书左丞李清臣窃位日久，资材闒茸，无补事功，而性行险邪，阴能害政。方王珪、蔡确辈用事之时，欺君罔上，无日不有，清臣则唯阿其间，未尝进一言之忠。洎陛下登用耆哲，修复旧章，兴滞救弊，惟日不足。清臣又阴拱于中，亦无一言之助。人材之能否，清臣不知；民事之利病，清臣不试。闻每至都堂会议，但饱食危坐，若醉若梦，旁观众人而已。省胥台吏，皆能笑之。伏望圣慈早赐罢黜，以伸公议。』戊申，通议大夫、守尚书左丞李清臣以资政殿学士知河阳。御史即有言，清臣亦累奏乞补外，故有是命。
七月辛亥，谏议大夫孔文仲言：『少府少监沈季长本无学问技能，止是王安石门婿，鼓唱王氏经义，聋瞽众学。今一旦召从外路，副贰寺监，季长之党，布散如蚁。一季长进，则百季长相继而来，不可拒矣。』左司谏吕陶亦以为言。诏罢季长少府少监、知秀州。
八月甲辰，新京西转连副使吕陶改梓州路。陶初有京西之命，上疏曰：「臣详悉条陈当今之事，以补前疏之略，愿陛下知之者六，然后退就斧钺。』其六曰：『王安礼者有吏材，晓民事，委以藩郡，乃其所长。然其人操行汙浊，心胆粗豪，神宗亦常称为恶人。既差知成都，必过阙下，不宜留在朝廷。况许将今冬成资，宜令速赴新任。卢秉者，昔任两浙提刑，创兴盐法，虐害东南，至今疮痍未复；在渭州处置边事，惟求合李宪之意，曲奉于宪，有如尊亲。宪常荐之。秉相次服除，决不可用，宜置之散地。苗时中、李南公、路昌衡辈，皆刻责之资，见于已试，而又任之以经略、发运之职，必无以副朝廷德意，而惠养元元矣。』是日，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以母丧去职。
九月，资政殿学士王安礼提举崇福宫。言官论其托疾辞避，而安礼亦自请奉祠，故有是命。
三年四月庚子，龙图阁直学士、提举鸿庆宫卢秉落龙图阁直学士，为宝文阁待制。秉前以父丧去渭州，丧满，得知荆南。秉辞疾奉祠，于是言者谓秉熙宁间推行二浙盐法，所配亡虑万余人，故责之。
九月辛酉[3]，知河南府[4]、资政殿大学士张璪知定州，知河阳、资政殿学士李清臣知河南府，知襄州、朝奉郎、直龙图阁邢恕知河阳。
闰十二月丁卯，宝文阁直学士、知扬州谢景温为权刑部尚书[5]，龙图阁待制、知江宁府蔡卞知扬州[6]。右正言刘安世言：『按：景温在先帝时，为河南安抚使，附会章惇，先于沅、诚等州建置城寨，以开边隙，十年之内，所费不赀。又崇妖人，目为圣母。左右多恃势殴人。擢守成都，偃蹇不行，无人臣恭顺之礼。伏望收还景温之命，且与外任差遣。』仍诏三省罢尚书权领之法，以塞滥进之门。
四年二月壬寅，宝文阁直学士、新除刑部尚书谢景温知郓州。己巳，正议大夫、知邓州蔡确为观文殿学士，余如故。
三月丁酉，龙图阁直学士、知太原府曾布知成德军，朝奉郎、直龙图阁、知河阳邢恕为集英殿修撰、知沧州。时恕已遭丧去河阳矣。壬戌，校书郎、集贤校理李德刍为都官员外郎。右司谏吴安诗言：『德刍往在宗正司，冯藉王安石气焰，后为王珪耳目。』又殿中侍御史翟思亦以为言，乃诏德刍依旧校书郎。
五月辛巳，诏知邓州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以《安州车盖亭》诗讥谤也（详见本事）。
七月丙申，龙图阁待制、知扬州蔡卞知广州，新江淮荆湖等路制置发运使、龙图阁待制蔡京知扬州。
九月，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韩缜知河南府，资政殿学士、知河南府李清臣知永兴军。
十月己亥，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为龙图阁学士、知亳州。壬寅[7]，殿中侍御史孙升言：『恭惟熙宁之政，务在兴废补弊，出于仁民爱物。而小人侥幸一时，贪功冒赏，竞为苛刻，肆行己见，故罔上坏法为市易者，吕嘉问、吴安诗为之唱；锻炼附会为大理者，崔台符、杨汲为之首，以至吴居厚、吕孝廉肆摽剥于京东，贾青[8]、王子京极槌剥于福建，蹇周辅、朱彦博配百万之盐于江西，则父子不保。李琮增无名之税于江东、淮浙，则老幼流离。吕公雅、霍翔促保马之期限，沈希颜、范峋裒岁课之羡溢，四方之人，侵削肌骨，破散家室，愁怨之声，盈满内外。此数人者，天资残忍，视民如草芥，实为首恶。而李琮、朱彦博一除相州，一除虔州，皆大藩名郡。如此，则何以惩奸窒恶，成圣朝仁厚之风乎?』
十二月丁酉，正议大夫章惇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杭州洞霄宫。于是举行八月己未诏书，惇始除丧故也。
旧录云：以谏议大夫刘安世、朱光庭言惇强买民田不法，故有是命。新录因之。安世所言，不止为惇强买民田，其曲折具于章疏。初有候服阙与宫观指挥。安世又论其不当，而朝廷讫不从也。
甲子，宝文阁待制、知颍州曾肇知邓州。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肇资禀奸回，趣向颇僻。昨来蔡确谤讪君亲，天下人民所共疾怒，而肇揭为邪说，惑乱众听，以至捭阖执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确者，无所不为。伏望收还新命，以允公议。』诏曾肇改知齐州。
五年三月己卯，知亳州、龙图阁学士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王岩叟封还词头（详见《邓温伯罢翰苑》）。
五月丙寅，龙图阁待制蔡京知颍昌府。
汰监司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京东转运使、天章阁待制吴居厚降知庐州，以言者论其苛刻也。
当考言者姓名。陈瓘录刘安世语云：『兀丰末[9]，京东剧寇数千，欲取掊克吏吴居厚投之铁冶中，赖居厚觉早，间道遁去，不然贼杀一都转运使，从官得晏然而已乎?』
十月丁丑，前京东路转运使吴居厚责授成州团练副使、英州安置，副使吕孝廉添差监郴州茶盐酒税。以御史言其苛刻故也。己卯，侍御史刘挚言：『臣窃谓州县之政，废举得失，其责宜在监司。夫监司之任亦重矣，人一有贤不肖，则环地数千里休戚系之。比蒙圣旨哀念元元，取监司罪恶已著者，既去之矣。然其余人材，颇尚驳杂，情之未一，各怀所私，盖其阴有观望者，则必习常而慢令，以致惠泽之壅；其浅中觊利者，则又特矫枉而过正，或废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惟得其人，庶惩此患。臣欲愿圣慈详酌河北、河东、陕西素号剧郡向来所用使者，出于暴进、非更历民事，人微望轻，惟自过为威刻，而下终不服。令宜稍复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都转运使，用两制臣僚充职，以重其任。自余诸路，亦望推泽资任稍高、练达民政、识治体近中道之人。分补监司之任。』
十一月丁酉，朝议大夫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熙宁末，侁已尝为京东转运使。于是司马光语人曰：『今复以子骏为转运使，诚非所宜。然朝廷欲救东土之弊，非子骏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为诸路转运使模范矣。』又曰：『安得百子骏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罢莱芜、利国两监铁冶，又乞海盐依河北通商，民大悦。又乞止绝高丽朝贡，只许就两浙互市，不必烦忧朝廷。事虽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丽礼数，亦杀于前云。
元祐元年二月丁卯，诏曰：『朕绍承圣绪，总揽庶政，永惟西方万里之远，其能使吏称其职而民蒙其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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