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皇帝
逐元祐党上编类章疏附
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崩。
十月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于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迨及[1]。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岁，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耶，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自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昔者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应明肃皇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遇诸般公事，更不得辄有上言。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德广大，度越古今，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十一月。先是，枢密院出刘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命既下，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戊戌，执政同进呈希纯状。上曰：『只为禁中阙人，兼有近例。』大防曰：『虽如此，众议颇有未安。』忠彦曰：『此与冯宗道、梁惟简例正相似。』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首先擢用内臣，故众心惊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圣意，至使宣布于外，以致有司封驳，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虽有近例，外人不可户晓，但以卒然施行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浼渎圣听，此实臣罪。今若不从其言，其除舍人亦未肯奉行，转益滋章，于体不便。』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翰林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臣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中外之人，以至民庶，无不藉藉私疑，深以为忧。何者?陛下初亲庶政，今方逾月，四海之人，倾耳属目，未尝行一美政，访一贤臣，先进用内臣如此众多，必谓陛下私于近习。伏望圣慈更加审察，特赐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报，遂请对垂拱殿，札子言：『臣伏见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下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畏灾异，不恤众言，悉变祖宗旧政，多引小人，以误先帝。幸赖陛下与先太皇太后早从众言，悉罢新法，修复旧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悬[2]。九年之中，海内晏安，事理无疑，明如日月，外至四裔，无不咸赖。惟是向来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万一陛下过听而小人复用，惟岂正人不敢立朝，恐宋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离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来，时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粗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引援，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礼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
此据邵伯温《辨诬》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状》、《言行录》删修。
畏寻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
此据王铚元祐八年补录十二月事。今因畏迁礼部侍郎附见。补录称『礼部侍郎杨畏』。则畏迁礼侍必在十一末或十二月初也。
绍圣元年二月丁未，资政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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