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教，闺门不肃，丑声流行。比方外除，已玷列卿，曾不煖席，擢置宥密。臣恐修洁之士耻与比肩，流荡之徒无失惩戒。乞罢新命，以允公议。』诏育权发遣熙州。
十月庚子，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宣德郎刘安世迁通直郎，为左谏议大夫，仍赐绯。
十二月甲子，右谏议大夫刘安世言：『伏自前月未闻传圣旨权罢讲筵，是时兴龙节，意谓将有燕飨，是以辍迩英之幸，用成庆礼。今复半年，别无故事，亦非有前岁大雪苦寒之故，而劝讲之臣，久不得望见清光，臣固疑之矣。乃者民间喧传禁中求乳母，臣窃谓陛下富于春秋，尚未纳后，纷华盛丽之好不能动渊衷，虽闻私议，未尝辄信。近日传者日众，考之颇有实状，或者之论，乃谓陛下稍疏先王之经典，浸近后庭之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圣德。伏望圣慈为宗庙社稷之大计，清闲之燕，频御经筵[7]，仍引近臣，与之议论前古治乱之要，当今政事之宜，俾悉开陈，以助圣学。』先是，给事中范祖禹上疏皇帝曰：『臣自今秋，闻外人言陛下于后宫已有所近幸。臣诚至愚，不能不惑。陛下今年十四岁，而生于十二月，其实犹十三岁。此岂近女色之时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庙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业，为亿兆之人父母，岂可不爱惜圣体哉?』又上疏皇太后曰：『陛下保佑圣躬，调护起居外，成就睿德，勉进学问，前此未尝闻有丝毫之失，今之所闻，则异于前。外议藉藉，皆谓皇帝已近女色，后宫将有就馆者。有识闻之，无不寒心。』疏皆留中。会刘安世呼牙媪为其兄嫂求乳母，逾月无所得，安世怒，诘之，媪曰：『非敢慢也，累日在府司，缘内东门要乳母十人，今日方入了。』安世惊曰：『汝言益妄!上未纳后，安得有此?』媪其言内东门指挥，令府司责军令状，无得漏泄。安世犹未之信。任府司者适安世故人，亟以手简问之，云：『非妄。』安世遂抗章论列。他日，吕大防等奏事已，将退，太皇太后留大防，谓曰：『近安世有文字言乳母事，意则甚善，但渠不知耳。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须饮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阁内寝处，宜无此。老身又尝究治，果无之。可说与安世，令休入文字。』大防对：『谏官例不与宰相相见。』太皇太后曰：『然则当如何止安世文字，勿令再入?』大防曰：『范祖禹见修《实录》，臣每间日过实录院，必见祖禹。刘安世与祖禹同省，臣当以圣旨令祖禹告安世。』太皇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论列后宫进御事，行令大防谕止。』及祖禹得大防所传圣旨，即过安世。安世曰：『此事系圣德污隆。安世以谏名官，何敢缄默?纯夫方侍经幄，上所亲信，又岂得不言?』祖禹曰：『固尝言之矣。』安世曰：『宰相所传圣旨，盍具奏知?万一有为所绐[8]，虽悔[9]，其可追乎?』安世乃奏曰：『若陛下实未尝为，则臣之所言，犹不废谏官之职。陛下万一有之，则臣进说，已是后时，虽不敢逃旷官之诛，顾何补于事?惟愿陛下爱身进德，留意问学，清心节欲，增厚福基于言』祖禹奏曰：『大防面谕，乃知臣等所闻外议尽是虚传。陛下恕臣狂愚，不赐诛责，然臣所言皇帝进德爱身，所宜表以为戒。太皇太后保护皇帝安身正心，久远之虑，亦愿因而勿忘。』其后章惇为宰相，上语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宫嫔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一日，觉十人者非素使令，顷之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涕泣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刘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诘之。』惇与蔡卞谋诬元祐大臣尝有废立议，指安世、祖禹言，为根二人，遂得罪几死。
五年三月辛卯，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中书后省都吏时忱于司勋所定酬赏之外，别拟特旨，违法推恩。至第六章，曰：『臣所以不论执政而劾都司者，盖迁补人吏非大臣之事，而尚书省白札子明称「都司拟到」，则是事由都司而起，执政容或不知也。敢冀陛下，深赐省察。』辛丑，刘安世言邓温伯资禀奸贪，附丽权势（详见《郑温伯罢内翰》）。
七月，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乞宫观。诏以安世为集贤修撰、提举崇福宫。初，除安世中书舍人，安世言：『向者屡曾论列邓温伯罪恶，不当复在朝廷。累月于今，未蒙开纳，方俟谴逐，乃叨迁陟。臣之自处，固已难安，盈庭公言，何可不畏?况臣久婴疾病，气体衰惫，已尝奏陈一宫观差遣。伏望收还误恩，早赐俞允。』诏不许辞免。又言：『臣固执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说有二：臣论列温伯，至于累章，卒不能回，是为失职，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实代王言，臣属辞非工，讷于应用，记问衰落，不练旧章，此臣之所不能也。伏望察臣至恳，追寝误恩。』又不许，仍遣中使问劳赐食，谕令就职。安世固称疾，诏閤门以中书舍人告就赐安世，仍放谢。安世固辞不受。于是诏从安世所请。
苏颂罢相范百禄附
元祐七年十二月甲子，新京西路转运副使、左朝散郎贾易知苏州。
八年二月丙寅[11]，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奏：『伏睹侍御史杨畏言：昨差贾易知苏州，稽留诏命二十余日，谓臣独主其事。臣议论疏违，致有台官劾按其罪戾宜即严诛，见居私家待罪。』又请早赐黜责，诏皆不允。初，贾易坐言事出，既叙复为京西路转运副使，经郊祀赦恩，乃与知苏州范锷对移。颂言易为御史，号敢言，更赦乃下迁，非是。或请加易馆职，颂又持不可。或指易为奸邪者，颂曰：『士大夫立朝奸邪，何可当也?须以实事论之。既无实事，安可谓之奸邪者?』有旨再议，而杨畏及来之邵等劾颂，颂竟坐此罢。
三月壬午，诏：『尚书左仆射苏颂累上表引年[12]，乞解机政，可依所乞，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充集禧观使，所有实封、食邑，依自来体例施行。于今月六日宣麻。』初，进呈台章论颂稽留制书[13]，尚书左丞梁焘曰：『颂为宰相，理会差除，可谓称任。况论差除，执政皆得可否，为相复不得论本省事乎?台章又以颂子为太学博士，同舍多有迁擢。』焘曰：『差除皆宰执合议，方敢将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罢议，非颂敢专也。至如父子家庭间语，外人岂得知之?若臆度猜疑，即诬造巧饰，何所不至?此不可不察。』颂既罢相，以观文殿学士宫祠便居，焘又争曰：『颂罢已非宜，愿两宫察言者之妄，留颂以遏倾摇之风。朝廷辄罢免宰相，事体极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颂不肯住。』焘曰：『若用自请，即职名，非故事，不可降职处外，示以疏远。』颂得以大学士留京师。
邵伯温云：杨畏攻刘相出，意谓必相门下侍郎苏辙。朝廷乃以苏颂为尚书右仆射，畏又与来之邵言：苏相留贾易谪命不下，为稽诏命。时中丞李之纯与苏相为姻家，偶在病告，畏入卧內见之纯曰：台谏言苏颂章累上，未有施行，与连姻託病在告。恐言者将及公。李长者为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论苏颂章疏乞早降出。』苏相遂罢。太皇太后察见杨畏等私意，复自外召范纯仁[14]，拜右仆射。畏与之邵又言纯仁不可用，不报。之纯与颂为姻家，当考，《实录》不载。之纯有言亦当考。李清臣与许将书云：『子容之罢，虽言者乘之，殆别有谓，非面莫能悉。』不知清臣所称『有谓』是何事?岂即邵伯温所记杨畏反复攻击为苏辙也乎?当考。
乙酉，中书侍郎范百禄奏：『台官言苏颂稽留贾易知苏州诏旨，累乞罢免。劾章所指虽不及臣，臣实何颜苟逃罪戾?已面奏，不敢入省供职。』诏不允。监察御史黄庆基言：『宰臣苏颂近以稽留制书、援引亲党、除授不当罢政。按：除授差遣，自系中书省同共商议，方可进呈。今苏颂既罢，所有中书侍郎范百禄实预其职，岂可不任其责?望赐罢黜，以慰中外之望。』戊子，庆基又言：『近论列中书侍郎范百禄非特朋比欺罔，不守典法，内怀险诈，阴图倾夺而已。其狠愎自任，援引吕陶为起居舍人，岑象求为诸王位说书，皆川人也。假朝廷之名器，而收私室之恩，其罪一也；至如以宋炤知凤州、扈充知利州，亦皆川人也。凤州职田供给，号为优厚，初除沈迈，待阙已久，乃遣迈知泉州，以凤州与炤，众论莫不为之扼腕，其罪二也；冯如晦为户部郎中，坐前任夔路转运日按发公事不当，御史台究治，未结绝间，百禄以其同乡，遽除馆职，差知梓州，违朝廷之法，徇乡里之私，其罪三也；百禄顷曾相视大河利害，是时力以回河为非，北流为是。及去岁大河复向东流，献议者屡陈其便，乞遣近臣相视可否，百禄固执前日之所见，力行沮格，竟不闻遣使相视[15]，迁延至今，春水泛涨，已无及矣。其狠愎自用，执一偏之见，而沮公共之议，其罪四也；为人臣者，无有乎己，况敢顾其私乎?岂有以待阙而夺与他人?方系究治而骤加进用?上罔圣明，下紊纲纪，擅威福之权，行邪枉之道，其罪五也。望出宸断，早赐罢黜，以协公议。』己丑，黄庆基言：『近论奏中书侍郎范百禄朋比欺罔，狠愎自任，援引党与，皆其显然事迹。昨罢刘挚、王岩叟、朱光庭、孙升、韩川，而后其党稍衰，然而洛党虽衰，川党复盛矣。百禄之亲戚朋游，皆在权要，陛下可察而知也。今因罪状明白，早赐罢黜，以离其党与，庶使当路者有所畏惮。』辛卯，中书侍郎范百禄奏：『蒙赐诏书，依旧供职者。国法有常，人言可畏，虽善贷之明不惑[16]，而愚臣之分难安[17]。伏望圣慈亟加责罚[18]，以为小人之福，以警在位之臣。』诏以百禄为大中大夫、充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初罢百禄不除职，尚书左丞梁焘争之，乃有是命。
初不除职，据《粱焘行状》。苏辙《遗老传》云：『范百禄罢政，实坐努扎[19]。』按：《实录》乃有黄庆基、杨畏、来之邵劾章，不知辙何以云尔。当考。
乙未，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苏颂言：『冬春以来，内寒壅发，则几于委顿。伏望许上封章，俾还闾里。』诏不允，除大朝会外，仍特免朝会。
二苏贬逐
元祐八年三月戊子，黄庆基言川党复盛（见《苏颂罢相》）。是月，门下侍郎苏辙奏：『臣近以董敦逸言川人大盛，差知梓州冯如晦不当，指为臣过，遂具札子及面陈本末。寻蒙德音宣谕，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为信。臣德望浅薄，言者轻相诬罔，若非圣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则孤危之踪，难以自安。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谢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实，亦使臣略加别白，然后出入左右，粗免愧耻。如不蒙开允，非所以为爱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赐付三省施行。』敦逸又言：『近具奏乞减杀川人太盛之势，又乞广为体访等事，已尘圣览。今采众言，有合开呈下项：一、访闻苏轼、苏辙、范百禄辈各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惟苏轼为多，或是亲知，或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为监司，为知州军，不可以数考，是致仕路不平之叹。中书省、尚书吏部须藉姓名，乞指挥供具，便见负数之多寡，事势之如何。一、高丽买书之事，是陛下已降之命，因众臣共为之议，得旨而后行。寻以苏轼见拒而罢。见有文案在尚书省礼部、国子监，乞取索看详。一、黄河软堰之事，亦是陛下已降之命，亦因众臣共为之议，得旨而后行。寻以苏辙见拒而罢。见有文案在尚书省工部、都水监，乞取索看详。臣闻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则君尊，命令轻则臣强。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轼、辙违而拒之。辙之拒命，中外闻之，已惊骇矣；轼之拒命，不惟中外知之，四裔亦知之矣。异日寇贼生心，边防误事，臣未及议。窃惟苏颂、范百禄以稽留制书及除授不当等事，朝廷亦已施行，若轼与辙，岂惟敛恩作福，朋党不公，而又拒违君命，语其情犯，又非颂与百禄之比。释而不治，命令轻矣!欲乞检臣前奏，并详今来所陈事理，断自宸衷，指挥施行。』
编类幸疏系八年三月二十日时奏此。今因苏辙辨敦逸初奏不得其时，系之三月末，则敦逸此奏，却不先见于二十日，故亦系以三月末。苏辙辨奏后敦逸初十日所奏，独检讨未得，但得庆基所奏耳。
四月乙亥，门下侍郎苏辙奏：『朝廷用人自有资格，岂可为臣一人忝预执政，遂使川峡四路士人皆裁抑，令不得依本资差注?敦逸又言冯如晦差除乃臣所言一事已显，且敦逸言臣非一，并未蒙降出。欲乞早赐行下，令三省覆实其事。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国法；若所言无实，亦乞辨明，免臣暖昧之谗。』
五月辛卯，监察御史董敦逸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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