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令及附令颁天下，始命官删定编敕。议者以唐令有与本朝事异者，亦命官修定，成三十卷。
九月，编敕既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有余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属七十有六。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旨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于是诏下诸州阅视，听其言未便者。寻又诏尽一年无改易，然后镂极【杰按：极，应为"板"之误。】颁行。
明道元年三月戊子，始行《天圣编敕》。
二年五月己丑，语曰：『敕令者治世之经，而数动摇，则众听滋惑，何以训迪天下?天圣所修敕令既已颁宣，自今有司毋得辄请删改。有未便者，中书、枢密院具奏听裁。』
景祐三年七月，禁民间私写编敕、刑书及毋得镂板。
庆历三年八月。《天圣编敕》既施行，自景祐二年至今，所增又四千七百余条。丁酉，复命官删定。翰林学士吴育、侍御史知杂事鱼周询、知谏院王素、欧阳修并为详定官，宰臣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提举。
十月丁巳，史官修撰王质、集贤殿校理天章阁侍讲曾公亮同详定编敕。
四年五月癸酉，司勋员外郎吕绍宁请以见行编敕年月后续降宣敕，令大理寺检法官意律门分十二编，以颁天下，庶便于检阅，而无误出入刑名。从之。
七年正月己亥，《庆历编敕》成，凡十二卷，别总例一卷，视《天圣敕》增五百条，大辟增八，流增五十有六，徒减十有六，杖减三十有八，笞减十有一；又配隶减三，大辟而下奏听旨者减二十有一。详定官张方平、宋祁、曾公亮并加勋，及赐器币有差。
嘉祐二年八月丁未，韩琦又言：『天下见行编敕，自庆历四年以后，距今十五年，续降四千三百余件，前后多牴牾。请加删定。』乃诏宰臣参知政事曾公亮同提点详定编敕。
七年四月壬午，宰臣韩琦等上所修《嘉祐编敕》，起庆历四年，尽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敕但行约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析为《续附令敕》凡五卷，视庆历敕，大辟增六，流减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配隶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裁听旨者增四十五云。
修定历法 真宗附
咸平四年三月庚寅。初，《乾元历》气朔渐差，诏判司天监京兆史序等考验前法，研竅旧文，取其枢要。编为新历。于是历成来上，赐名《仪天》，命翰林学士朱昂为历序颁行之。修历官迁秩、改服章、赐帛有差。
大中祥符七年七月乙未，上览司天监知历数官表求改秩，因谓宰相曰：『历象，阴阳家流之大者也。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时为功，究灾祥吉凶者，虽有妙术，必待之而成。近年惟秋官正赵昭逸能专其业。始王熙元等上《仪天历》，独昭逸请覆算。熙元等不从。后二岁，历果差。昭逸言荧惑度数稍谬，推验亦如其说。平居算策未尝离手，熙元亦伏其精，一言，后人鲜及也。』熙元，处讷子。
天圣元年三月辛卯，司天监上新历。赐名《崇天》，保章正张奎、灵台郎楚衍等所造也。命翰林学士晏殊为历序。
天圣九年闰十月壬戌，司天监上《重修崇天历》。
庆历元年十二月丁丑，司天监上所修《崇天历》。
皇祐四年十一月甲辰，诏司天监、翰林天文院以唐《戊寅》、《麟德》、《大衍》、《五纪》、《正元》、《观象》、《宣明》、《崇真》八历及皇朝《应天》、《乾元》、《仪天》、《崇天》四历算此月太阴真食及时辰分野[1]，各具两本以闻。仍命知制诰王洙及编修《唐书》刘羲叟参定，以司天监言此月十五日太阴当食也。明年三月，洙言：『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称，十一月望月食十分，七历并同。复圆在昼，不辨辰刻。推验起亏时刻，内《宣明》算在丑正二刻，《仪天》在丑正三刻，《应天》、《乾元》寅初一刻，《崇天》寅初二刻，《大衍》、《景福》寅初三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推《大衍》、《景福》相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强，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后果不食。《大衍历》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壬戊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是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历议》云：「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曲变交限以就之，则所协甚少，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为密。伏缘历数日月交食，诸历互有亲疏，不可常为准的。盖日月动物，岂不少有盈缩?亦变常不定。历象必无全密，所谓天道远而人道迩。古来撰历名贤，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绰、李淳风、僧一行等，尚不能第究，况用晦等浅学，止依古法推步，难为指定日月所食疏密。又据羲叟言，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时。虽则预考交会，不必吻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变，理非可尽，设谓必可尽耶，则先儒不容自为疏阔。又《大衍》等七历所差不多，法数大同而小异，亦是递相因藉，乘除积累，渐失毫釐。且辰刻更筹，惟据刻漏，或微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按《隋历志》日月食既有起讫，早晚亦或变常进退。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变常，未为乖谬。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以《大衍》及李淳风《麟德》、刘绰《皇极》三历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课第一，所中才二十三，《麟德》得五，《皇极》得十。如一行聪明博达，时谓圣人，宣考古今，尚未能尽，如淳风辈，益以疏远。况圣朝《崇天》历法颁用逾三十年，诞布海内，熟民耳目，方将施行无穷，兼所差无几，不可偶缘天变，轻议改移。诘其本原，盖亦出于《大衍》，其《景福历》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3]。』诏乃用《崇天》历法。
中书枢密分合 神宗附
庆历二年七月壬寅朔，知谏院张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别文武为两途。为政多门，自古所患。今朝纲为弛，边事日生，西、北交有凭陵之志。二府之中，岂无才猷之士?臣向尝面论之，而陛下谕臣：今倚以为用者犹不任职，若更选用，诚乏可使之人。臣请于外择人，陛下以为疆事未宁，边臣无功，岂当遽召而用之?审如圣意，则所用者不过燕安朝路、容身养望者尔。若然，则劳臣益解体，武士益离心矣。陛下试思臣前议，断自渊衷，特废枢密院。或重于改为，则请并本院职于中书，其见任枢密使、副不才者罢之，诸房吏且皆如旧，亦足以一政事之本，通赏罚之权，省冗滥之费，塞侥幸之望。改而张之，不伤体裁，而制之不动众。陛下幸与一二宗臣旧老深图此议而必行之。』不报。戊午，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吕夷简判枢密院，户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枢密使，枢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议宰相兼权枢密使，上曰：『军国之事，当悉归中书。枢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废，故止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及张方平请废枢密院，上乃追用弼议，特降制命夷简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为使如故。壬辰，诏晏殊班张耆之上。
九月。初，命宰臣吕夷简判枢密院事。既宣制，黄雾四塞，霾风终日，朝论甚喧。参知政事王举正言：『二府体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况复以为言，夷简亦不敢当。丙午，夷简改兼枢密使。
庆历五年十月庚辰，罢宰臣兼枢密使。时宰臣贾昌朝、陈执中言：『军民之任，自古则同。有唐别命枢臣，专主兵务。五代始令辅相亦带使名。至于国初，尚沿旧制。乾德以后，其职遂分，是谓两司对持大柄[4]，实选才士，用讲武经。向以关陕未宁，兵议须一，复兹兼领，适合权宜。今西夏来庭，防边有序，当还使印，庶协邦规。臣等愿罢兼枢密使。』既降诏许之，乃诏枢密院：『凡军国机要，依旧同商议施行。』
十一月癸未，枢密院请：『自今进退管军臣僚、极边长吏、路分兵马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从之。
神宗【杰按：神宗无治平年号，治平乃仁宗年号也。】治平四年。中书、枢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纳；东郭达修堡栅，密院方诘之，而中书已下褒诏。御史中丞滕甫言：『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枢密欲守，何以令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上善之。
熙宁三年五月壬子，置审官西院。上尝语及西院事，安石曰：『止是五代分置。』曾公亮曰：『欲分宰相权尔。』上曰：『前代乱，岂缘不分枢密院乎?』（详见《审官西院》）
五年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司敕并诸州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疏曰：『臣闻能自得师者王。古圣人未尝无师，孟子称尧所以待舜之礼，可谓至矣。以齿则尧长，以爵则舜贱，以德则舜固无以加于尧者，而尧尚尊礼之如此。今区区之末礼，于安石尚如有惜，不明示于天下，皆臣之所未谕。夫宰相代天理物，无所不统，未闻特设事局补除官吏，而宰相不预者也，今之枢密是已。臣愚以为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除补武臣，悉出宰相。军旅之事，各责其师。合文武于一道，归将相于一职，复兵农于一司，此尧舜之举也。今王安石居宰辅之重，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逢原必轻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见所上书，欲并枢密院，废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
闰七月壬戌，执政同进呈河东保甲事，枢密院但欲为义勇强壮，不别名保甲。上从王安石议。文彦博请令王安石就中书一面施行。上曰：『此大事，须共议乃可。』（详见《保甲》）
十一月丁卯，贬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为光禄寺丞、监荆南税。先是，商英言博州官吏失入赃不满军贼二人死罪。枢密院检详官刘奉世党庇亲戚，令法官引用赃满五贯绞刑断例，称博州官吏不见断例，失奏裁，止从杖罪取勘；又院吏任远恣横私徇凡十二事，而枢密院党庇不案治。枢密使、副文彦傅、吴充、蔡挺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于中书，中书不受。上闻之，遣使促彦博等入院。彦博等言：『台官言臣等党庇吏人，与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辨黑白，然后正臣等违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州失入刑名下有司定夺，并以任远事送开封府根治。若臣不当，甘伏斧钺。』于是王安石曰：『密院方治御史李则事，商英乃随攻博州事以报之。李则事御史所治，诚不当不自咎，更挟忿攻人，岂所谓怀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先是，台勘劫盗李则死罪失出，奉世驳之。诏纠察刑狱司劾治。商英遂上章历诋执政，言：『此出大臣私忿。愿陛下收还主柄，自持威福，使台谏为陛下耳目，无使为近臣胁迁。』上为停诏狱，商英坐是与安石忤。及言博州事，彦博又疑商英阴附中书，故不能平。商英既坐出，上谓安石曰：『御史言事不实亦常事。彦博等别有意，乃以为御史欲并枢密院归中书，不知御史初无此议论也。』安石曰：『中书欲并密院果何利?若谓臣与彦博等多异论故并密院，臣故与彦博合议政事，姑以利害言之，何苦欲并密院乎?』
礼仪院废置
天圣元年四月辛丑，罢礼仪院，从枢密副使张士逊等所请也。以知礼仪院翰林学士晏殊、龙图阁直学士冯元为判太常礼院，同判太常礼院官为同知院。判太常礼院，典礼所出。大中祥符中又增置礼仪院，以辅臣领其事，于是始罢。
礼仪院占公人二十二人，岁费钱千七百余贯，非泛行礼，支给在外日逐行遣，祗应不多。详定仪制久来属太常寺及礼院管勾，今请停罢，所有承受、宣敕、行遗公案诸般文字，并付本院。
明道元年五月庚辰，诏太常礼院日轮知院一员在院点检典礼公事。初，同知太常礼院薛绅言：『汉、魏以来，每朝廷大政，必下礼官、博士定议。《唐六典》：太常置博士四人。今知礼院官，盖古博士之任也。国朝同知院四员，日使直本院。其后或别领职事，因循废置。请如故事，轮一员在院。』乃下两制议，而翰林学士冯元等言：『咸平元年正月，敕太常礼院同判院官四员：张复、杨嵎专领祠祭，而宋绶、晏殊常在礼仪院祗应文字。后移三馆于右掖门西，与礼仪院相接，而同判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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