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或以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对曰：『安石文学器业，时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吴奎曰：『安石向任纠察刑狱，争刑名不当，有旨释罪，不肯入谢，意以为韩琦沮抑，以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辅相之才，奎所言荧惑圣听。』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制，备见其临事迂阔，且护短。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公亮荧惑圣听，非臣荧惑圣听也。』上未审，奎重言之。癸卯，诏安石知江宁府。众谓安石必辞，及诏到，即诣府视事。或曰：『公亮力荐安石，盖欲以倾韩琦也。』龙图阁直学士韩维言：『臣今日闻除王安石知江宁府，然未知事之信否?若信然者，臣窃以为非所以致安石也。何则?安石知道守正，不为利动。其于出处大节，料已素定于心，必不妄发。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起视事，则是安石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为也。又其精神可以为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请，从容侍从之地，岂寔人情?臣久知安石之不肯为也。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谕、臣向所开陈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践祚，慨然想见贤哲，以图天下之治，孰不愿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则已，若不至此，必翻然而来矣。臣窃恐议者以为安石可以渐致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诱之也，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惟贤者可以义动而不可以计取。陛下稽古讲道，必于此理粲然不惑，惟在断而行之，毋以前议为疑[1]，则天下幸甚!』
韩维论王安石，据维奏议具载之，足明安石进退失据也。
九月戊戌，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安石即受命知江宁，上将复召用之。尝谓吴奎曰：『安石真翰林学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寔高出于人。』上曰：『当事如何?』奎曰：『恐迂阔。』上弗信，于是卒召用之。
熙宁元年四月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谓安石曰：『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谋，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对曰：『以择术为始。』上问：『唐太宗何如主?』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于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力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上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其略曰：『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扞寇盗，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之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寔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寇敌，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侧；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私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衙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赖非寇敌昌炽之时，复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资，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忌讳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谓安石曰：『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设施之方。』对曰：『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设施之方，不言而自喻。』上曰：『虽然，试为朕言之。』于是为上略陈设施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能与朕一一为书条奏否?』对曰：『臣已尝论奏，陛下以讲学为事，则诸如此类，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寔未敢条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遗忘，试录今日所对以进。』安石唯唯而退[2]，讫不复录所对以进。
七月丁丑，布衣王安国赐进士及第，仍注初等职官。先是，枢密副使韩绛、邵亢献安国所著《序言》五十篇。上手诏：『安国翰林学士王安石之弟，久闻其行义学术为士人推尚。近阅《序言》，文辞优赡，理道该明，可令舍人院召试。』试入第三等下，故命以此。
八月甲寅，迩英讲读罢，上独留王安石与语。两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后乃出。癸亥，迩英讲读罢，上又独留王安石赐坐。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礼记》，自今令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当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必欲闻法言，宜改他经。』故有是诏。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咎、夔、稷、高；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傳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施设，必不固辞也。』安石对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3]，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4]，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几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亦多矣。』上以为然。
四月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参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难大任。』上曰：『卿谓文学不可任耶?经术吏事不可任耶?』介白：『非谓此也。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异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书小小迁除，陛下尚未以为信，虽广询博访，亦宜谨密。今明白如此，使中书政事决可否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陛下宣谕：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事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札子，皆言奉圣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牒重于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札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札子乃中书行遣小事，若废之，则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札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执政皆忠贤，犹为人臣擅命，义亦难安。或非其人，岂不害国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耳。』安石强辩，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吕诲劾王安石（见本事）。王安石信吕惠卿（见本事）。王安石毁苏轼（见本事）。推陈升之为相（见《三司条例司》）。
三年二月，韩琦言青苗不便。上疑其事，安石称疾不出（详见《论青苗法》）。上欲置司马光西府，安石谓为异论之人立赤（详见《论青苗法》）。
三月己未，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谓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别作策问矣。』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四月己卯，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
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九月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众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于是上益专信任。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乃天也!』
十二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正月辛亥，著作佐郎朱明之为崇文院校书。明之，王安石妹婿也。
四月甲戌，上谓王安石曰：『人不能无过失，卿见朕有过失，但极口相救正，勿存形迹。』安石谢曰：『当尽死力，不敢存形迹。』上虑难济，安石曰：『此在陛下，不可以它求。』又曰：『陛下圣德日跻，风俗会丕变，何忧难济?』
五月庚戌，王安石既对，留身请去，上固留之，曰：『风俗久坏，不可猝正。事方有绪，卿如何却要去?且体念朕意，不须恤流俗纷纷。』安石曰：『臣材薄，恐误陛下属意。试观前代兴王，亦有为政数年而风俗不改、纪纲不立如今者乎?』上曰：『前代或因衰乱，方人情急迫，为之解患释难，所以易；今颓坏之俗已久，方收敛使就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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