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开丰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贽言：『神宗仁厚之德，哀矜万方，欲宽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德，推广其意，乃增多条目，离析旧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变而生一条，其意烦苛，其文隐晦。』右谏议大夫孙觉亦言：『臣窃闻中外之议，以为今日之患切于人情者，莫甚于《元丰编敕》，细碎烦多，难以检用。』于是有刊定修立之命。壬午，刑部修立重禄条。
五月戊辰，诏修立国子监太学条制（见《学校》）。
六月辛卯，监察御史陈次升奏：『熙宁以前，上供钱物无额外之求，州县无非法之敛。自后献利之臣不顾此意，惟务刻削，以为已功。若减一事一件，则据其所减色额，责转运封桩上供。别有增制合用之物，又令自办上供名件。岁益加多，有司财用，日益不足。欲乞圣慈特降指挥。勘会熙宁以来，于旧上供额外创行封桩钱物，并与放罢，庶使官吏不致过有诛求，而民无搔扰之患。』癸巳，户部言：『百姓昔年请盐，谓之蚕盐。及至采蚕之时，大有所济，然后随税纳钱入官。昨因言者罢所偯蚕盐，止令百姓虚纳钱，于义未安。请依旧偯蚕盐。』从之。庚子，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臣于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乞并罢将兵官。后来不闻朝廷有所施行。窃见近岁，诸处久阙雨泽，贼盗颇多，州县全无武备，侍卫单寡，禁军尽属将官，多与长吏争衡，长吏悉出其下。万一有如李顺、王伦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则窃发肘腋之变，岂不为朝廷旰食之忧耶?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尽罢诸路将兵官。其禁兵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管辖，一如未置将官已前之法。』丙午，左司谏王岩叟言：『自辟举之法罢而用选格，可见功过而不可以见人材，中外患之，于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甲差之格。踏逐者，阴用举官之寔，而削同罪，非善法也。选材荐能而曰踏逐，非美名也。当择人之地，而不重用人之道，非深计也。委人以权而不容举其所知，非通术也。臣伏望圣慈特赐指挥，复内外官司举官法，以允公议。』
七月丙辰朔[4]，尚书省言：『旧制，中外学官并试补。近诏尚书、侍郎、左右司郎中、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司业各举二员，宜罢试法。』先是，王岩叟言：『臣窃见内自太学，外至诸郡，学官之制，皆自就试。四方之士，区区于进卷，屑屑于程文，不但奔驰之远，滞留之久，顾岂其心哉?禄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师道、崇儒风、惜士人之节也。臣愚伏望圣慈令罢此法，一用应诏荐举之士为中外学官，以崇教导之选，为天下劝。』
九月辛酉，以大享明堂，肆赦。
《吕公著家传》云：文靖公之当国也，每搜访四方利害，有可以施舍使民者，手笔记录，因大赦而行之，多至数十事。其后漫益多。至是，始尽贷青苗、市易息钱及其他逋负，贫不能偿者，凡蠲放数百万。官吏坐违法，用一切之制不得理去官，及以赦原者，并听收叙。总校前赦，凡增一十七事。四方欢呼。以为新天子赦令以忧民为意，无不称庆。
十月丙申。先是，左司谏王岩叟言：『三省胥吏许引有服亲人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以异，而曾不限年，得禄尤早，其为恩幸，可谓厚矣。点检诸司文字差错，乃是职分当然，何至字字论功，日日计赏?或升名次，或减磨勘，或添料钱，或支银绢，以彼易此，有如己物。望敕励大臣裁抑侥倖，杜绝姑息，弃旧例，禁换法，复讲治平以前条格循用之，庶可以肃百司而清四方。』诏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裁定以闻。于是试给事中胡宗愈等言：『臣等按：治平以前诸房，缘事陈乞，件数不多。近年酬奖，乃有岁岁转官者。其他因事陈乞，率多如请，比治平以前，委是过厚。今将治平以前及熙宁后来条例看详，参酌到合行裁定事凡十有七条。』从之。
二年正月乙卯，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坊场一事，犹有余弊，未尽蠲除。盖累界放卖，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则有定封投状，竞利争占，虚增价直，诈通抵产之欺。其中则有净利过重，月纳不足，出限罚钱，年满不替之患。其终则有正名已败，壮保纳官钱，余欠尚存，邻人买产业之禁。期会严迫，节目烦多。不惟酒户缘此困穷，抑困贫民，因而朘削，或系狱，或受箠，或转徙道路，或自经沟渎。天下郡邑，何处无之?大率一县之内，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保而失业破产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数千贯，少者亦三五百缗。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臣愚伏望陛下推广先志，遍发异恩，以远近之差，为轻重之序。应第一、第二界见欠者，并与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数蠲免。如此，则大为简易，不力官吏之沮遏。圣泽宽深，遂除生灵之疲瘵。』
六月甲申，承义郎彭汝砺为起居舍人。执政有问新旧之政者，汝砺曰：『政无彼此之辨，归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流言，未见其可也。』
七月甲寅，朝奉郎、权开封府推官张商英为提点河东路刑狱。商英先上书，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干，奈何便议变更?又移简苏轼，欲作言事官。轼得之，
以告吕公著，公著不悦，故黜之。
此据新录《商英传》及邵伯温《辨诬》修入。邵伯温作《章惇传》云：『惇既拜相，荐蔡卞为右丞，林希为中书舍人，商英为谏官。蔡卞为王荆公复仇，又以元祐中除知广州为置己于死地。林希在元祐间，自中书舍人，以修撰出知杭州，不除待制。张商英在元祐初为开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简苏内翰子瞻云：「老僧欲住乌府，呵佛骂祖一巡，如何?」偶孙抃过子瞻，窃得其简，示吕申公之子希纯。希纯白申公，申公不悦，出商英为河东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辅者云。』
八月癸未，诏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十五指挥、广武左第三军第二右第三军第一两指挥，以先销废宽衣天武第六指挥，会一岁廪给，别招中、下禁军以补其额故也。
九月壬申，户部请立明状增钱买坊场法，从之。
十月庚子，范纯仁言：『窃见赏功旧格，其间亦有未尽便合行修正者，皆随事便行改正。陛下临御之初，将臣方立功效之际，赏典或有不均，必致人情失望，惰其斗志，后虽有改更，众人未信，必于边事有损，追悔莫及。伏望指挥三省、枢密院，应今来推赏旧格中，有人情不便者，即且据事改，令均当行下，仍一面将旧格别行修正，庶几不误圣政，边事早了。』诏裁定军功赏格。
三年正月庚戌，复广惠仓。丁巳，诏改封桩钱物库为元佑库，隶尚书省左、右司[5]。
四年三月甲申，中书侍郎刘挚上书曰：『臣待罪近辅，再历年所。近与同列奏事延和殿，两蒙宣谕天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尽心，略有成法，惟以久远守之为念。又圣虑深远。因论及他日还政之后，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则与今日用心无异。若万一奸邪复进，荧惑动摇，则反覆可忧。然辨别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领，臣退而叹息欢喜以为愚。臣平日之所怀为国远虑者，正在此事。未及上达。而陛下先知之矣。』又曰：『临御以来，法度之难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更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志，传于无穷，可谓备矣。然前者二三大臣之朋党皆失意怏怏，自相结纳，睥睨正人，腹诽新政，今布列中外搢绅之间，在职之吏，不与王安石、吕惠卿，则与蔡确、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之所以寝食寒心，独为朝廷忧也。』又曰：『其所进之说，臣窃料之，其大者必为离间之计，此最易人易听，而其祸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渐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说，其一曰：先朝造法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一旦听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确等受顾命，有定策之功，亦弃于外。此二说者，自人情言之，则浅近而易听；自义理而考之，则无所取也。』又曰：『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之类，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顺人心、救民命耳。试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便与不便，则改之是耶非耶，立可见矣。若谓凡继体之君，于先朝之政皆有不可改，则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皆非邪?夫立政之违民，改之是也。而异论者非之，以谓改父之道，此岂公议哉?是谗间之说也。』又曰：『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拥佑开导，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凡人之才，如何为正，如何为非，日夕讲论，以立万世不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鉴古事，体汉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他日奸言异论，不可得而人；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无疑于心，无怠乎听，庶以永承祖宗之业，天下幸甚！』
校勘记
[1]迫行人 原本作『洎行人』，据《长编》卷三五四改。
[2]沈希颜 原本作『沈希贤』，据《会要·食货》五五之四二、《长编》卷三五四、三六○改。
[3]黄廉 原本此下衍一『一』字，据《长编》卷三六八删。
[4]丙辰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5]尚书省 原本脱一『省』字，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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