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大内，控引世资，賨幏积墆，琛币充牣，关石之所和钧，财富之所底慎。」
厥後後赵前燕东魏北齐之建都於邺，非无故矣。
秣陵初不过一小县，
吴志张紘传注引江表传：「紘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
汉书地理志丹扬郡：「县十七，宛陵、於 、江乘、春谷、秣陵、…：．」
续汉书郡国志扬州丹阳郡：「秣陵南有牛渚。」
孙权从张紘计，徒治秣陵，改秣陵为建业，秣陵乃为江东六郡之首邑，
吴志孙权传建安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
吴志张紘传：「紘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
及权讨禽关羽，自公安下都鄂，秣陵仍为重镇，
吴志孙权传资初二年：「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吴志吕范传：「权破羽，还都武昌，拜范建威戕军，封宛陵侯，领丹阳太守，治建业督扶州以下至海。」
黄龙元年，权既即帝位，自武昌还都建业，秣陵遂为吴之首都，迄吴之亡，中间不过孙皓曾一度迁都武昌耳。
吴志孙权传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有黄龙凤皇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秋九月，权迁都建业，因故府不改馆。」
吴志孙皓传甘露元年：「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都武昌」，又宝鼎元年：「十二月，皓还都建业」
案：孙皓之都武昌，历时仅约十五月耳。（二六五—二六七）
左思叙秣陵商务发达之情况甚悉，可知秣陵虽由政治之原因成为大都市，而人口集中之後，亦遂在经济上占重要之地位矣。
文选左思吴都赋：「开市朝而并纳，横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坒，紵衣絺服，杂咨 萃，轻舆案辔以经隧，楼船举而过肆。果市辐凑而当然，致远流离与珂珬， 贿纷纭，器用万端，金镒磊砢，珠琲阑干，桃笙象簟，韬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罗纨， 言 ，交贸相竞，喧哗喤呷，芬葩修映，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泞。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强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
三国时新兴之次等都市有鄂，
案：自孙权於黄初二年都鄂，改鄂为武昌，鄂为吴之首都者八年馀（二二一--二二九），黄龙元年，权还都建业，鄂遂为吴之陪都云。
江州，兹不备述。
蜀志後主传建兴四年：「春，都护李严自永安宫还住江州，筑大城。」注：「今巴郡故城是。」
华阳国志卷一：「刘先主初以江夏费瓘为太守，领江州都督，後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
八、人民生活与国家财政
三国时之人民生活，可分饮食、被服、居处、婚嫁、丧葬五项述之。主要之食料为米、麦、大豆之属，
晋书文帝纪：「因命合围，分遗羸疾就谷淮北，廪军士大豆，人三升，钦闻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
案：米麦之为主要食料无待详说，观晋书文帝纪所记，知大豆乃次於米麦之日常食品也。全汉文卷四十二王褒僮约曰：「奴但当饭豆饮水。」後汉书卷五十三序日：「太原闵仲叔者，世称节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然见其含菽饮水，遗以生蒜，受而不食。」是大豆久为卑贱者及清贫者之食粮矣。後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是岁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待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足证大豆与米麦同为主要食粮。
而荒乱之际，枣实、桑椹、蒲嬴之属，下及野菜、蓬实之类，均为人所仰给，
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注引魏书：「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
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五引英雄记：「孔文举为东莱贼所放，城欲破，其治中左承祖以官枣赋与战士」
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字孔渠，冯翊万年人也。初平中为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兴平末，人多饥穷，浙课民益畜乾椹，收 豆，阅其有馀以补不足，如此积得千馀斛，藏在小仓。会太祖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将千馀人皆无粮，过新郑，沛谒见，乃皆进乾椹，太祖甚喜。」
晋书食货志谓汉献帝：「既至安邑，御衣穿败，唯以野枣园菜以为糇粮。」
魏略辑本卷五：「复贼李堪等始将部曲入长安，居卓故坞中，拔取酸枣黎藿以为食。」
魏志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谓鲍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县。以饥饿留其母守舍，相将行探蓬实，合得数升。」
案：晋书食货志「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蠃蒲。」是袁绍之众并取给枣实，不仅仰食桑椹也。枣为河北之常食，故後杜恕疏尚调冀州有桑枣之饶（魏志杜畿传）食枣实不若食桑椹之属为可异。
甚至人相食啖，则三国初期北部之惨象也。
注：食人之记载，略见前户口意。
赤贫者或饭糠，
太平御览八百二十八引王隐晋书谓刘寔「少贫苦糠饭。」
官吏之清俭者，间以酱酻为食，皆非常见之例也。
太平御览二百六十二引桓阶别传：「阶在郡（赵郡）时，俸尽，食酱酻。」
主要之饮料为酒浆汤之属，浆乃冷饮，而汤则为热饮，
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故於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
魏志袁术传注引吴书：「术既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斛，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
浆汤皆不过系饮水之别称，不若酒之珍贵也。
全晋文卷五十五载袁准袁子正书：「语云，岁在申酉，乞浆得酒，岁在辰已，嫁妻卖子。」
三国时饮酒之风颇盛，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
全三国文卷八魏文帝典论酒诲：「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胜，（即升）中雅受六胜，季雅受五胜，又设大针於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劖刺之，验其醉醒，是酷於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驾都许，使光禄大夫刘松北镇袁绍军，与绍子弟日共宴饮，松当盛暑三伏之际，昼夜酣饮极醉，至於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湖有避暑之欲。」
曹操尝制酒禁，不免为孔融所嘲，
魏志崔琰传注引张璠汉纪「太祖制酒禁而融（孔融）书啁之。」
而嗜酒者之私饮自若也。
艺文类聚卷七十二引魏略「太祖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浊酒）为贤者，清酒为圣人。」
魏志徐邈传：「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於沈醉，校事赵达间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
孙权孙皓均好酣饮，
吴志张昭传：「权於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重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
吴志虞翻传「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於是大怒，手剑欲击之。」
吴志韦曜传：「眼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
吴志王蕃传：「甘露二年，丁忠使晋还，皓大会重臣，蕃沈醉顿伏，貉疑而不悦，轝蕃出外。顷之请还，酒亦不解，蕃性有威严，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斩之。」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
蜀饮酒之风，似不及魏吴，当由饮茶之风特盛於蜀，茶足以代酒故也。司马相如凡将篇有荈字，
注：参看陆羽茶经下。
王褒僮约中有烹茶买茶之语，
全汉文卷四十二王褒僮约：「脍鱼炰鳖，烹茶 古文苑作荼 尽具。又曰，「武都买荼。」古文苑作武阳买茶。
案：荼为茶之本字。
是西汉时益土人已知饮茶，则三国时更不待言矣。陈志中虽无蜀人饮茶之纪载，然以他书证之，可知蜀人饮茶风气之盛也。
茶经曰「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三国时江东之人亦已知饮茶，
吴志韦曜传：「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
而北部之人以茶为食品，
茶经曰：「华佗食论，苦茶久食益意思。」
全晋文卷五十二载傅咸司隶校尉教：「问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之，廉事打破其器物使无为，卖饼於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独何哉？」
案：此蜀妪盖因北人不饮茶，故作某粥卖之以供北人啖食耳。南市，谓洛阳之南市也。」
盖由北不产茶，饮茶风气之养成较南方为迟故也。
三国时之被服材料，为丝、麻、葛诸种织物，
吴志蒋钦传：「权尝入其堂内，母疏帐缥被，妻妾布裙，权叹其在贵守约，却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
以及绵裘之困。裘之劣者，反不若绵之珍贵，故魏略记吉茂之清介，调其冬则被裘焉。
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清介传谓吉茂「好书，不耻恶衣恶食，……冬则被裘，夏则短褐，行则步涉，食则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悬磐。」
三国初期北部公私房舍之毁於兵火者必甚多，而董卓之肆焚殊足骛人，
魏志董卓传注引续汉书：「大骂即西，卓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
厥後魏明帝之大兴土木，盖亦欲复乱前之旧观耳。魏略记杨沛历宦退休，竟不得舍，自起瓜牛庐居止其中，虽由沛居官清俭、家无馀积使然，亦足见北部居处之成问题矣。
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谓杨沛「代张既领京兆尹，黄初中，儒雅并进，而沛本以事能见用，遂以议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历城守，不以私计介意，又不肯以事责人，故身退之後，家无馀积。治疾於家，借舍从儿，无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
魏志管宁传注：「臣松之按：魏略云，焦先及杨沛并作瓜牛庐止其中。以为瓜当作蜗，……先等作圜舍形如蜗牛蔽，故谓之瓜牛庐。」
三国时婚嫁丧葬均趋於俭朴，远不若往昔之浮侈，固由在上者之力倡节约，亦以富力减退，而大乱中掘坟之惨祸又足令人惊怵故也。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傅子：「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适人，皆以皁帐，从婢不过十人。」
宋书礼志载程咸议曰：「案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天子诸侯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谷璧，诸侯加以大璋。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
宋书礼志「汉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魏书谓太祖「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放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篋而已。」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王崩於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八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卿大夫居後，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乡大臣列将有加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放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欢使易代之後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相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同已）表其处矣。……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
魏志文帝纪黄初七年：「帝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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