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传）武陵王纪少勤学，有文才，属词不好轻华，甚有骨气。（本传）此梁武父子间才学也。帝弟南平王伟，精玄学，著《二旨义》，别为新通，又制《性情》、《几神》等论，周舍、殷钧俱不能屈。（本传）鄱阳王恢猎史籍。（本传）安成王秀精意学术，搜集传记，招刘孝标为《类苑》，未毕而已行于世。（本传）此又帝诸弟之才学也。昭明诸子，史不著其能文。简文子大心，幼聪朗，善属文，大临以明经射策甲科。大连少俊爽，工文，兼善丹青，武帝赐以马，即为谢启，其词甚美。大钧七岁学诗，武帝赐以王羲之书一卷。元帝子方等，尝著论以鱼鸟自况，因不得于父也。曾注范蔚宗《后汉书》吸锻，所撰《三十国春秋》及《静住子》，行于世。第三子方诸，博学，明《老》、《易》，善谈玄，词辨风生。南康王绩子会理，少聪慧，好文史。其弟通理，博学有文才，尝祭孔文举墓，为之立碑，其文甚美。邵陵王纶子坚，善草隶。其弟确尤工楷法，公家碑志，皆令书之。除秘书丞，武帝谓曰：“以汝能文，故有此授。”武陵王纪子园正，为元帝囚于荆州，曾有连句诗曰：“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昏。愿贳淮南罪，思报阜陵恩。”元帝览诗而泣，此皆见于各本传者，此武帝诸孙之才学也。帝兄懿之子渊藻，善属文，尤好古体，非公宴不妄作，虽小文，成辄弃本。懿之孙孝俨，从帝游华林园，于坐献《相风乌》、《华光殿》、《景阳山》等颂。南平王伟之孙静，宗室后进，有文才，笃志好学，散书满席，手自校雠。鄱阳王恢之子范，虽无学术，而率意题章，皆有奇致，尝得旧琵琶，齐竟陵王子良旧物也，即揽笔为咏，以示湘东王，王作《琵琶赋》和之。始兴王忄詹之子映，因野谷生为《嘉谷颂》。其弟晔，当简文入居监抚，为储德颂以献。安成王秀之子机，博览强记，有诗赋数千言，元帝序而传之。机弟推亦善属文，为简文所赏。此亦皆见于本传者，又帝从子从孙之才学也。 ○齐明帝杀高武子孙 宋子孙多不得其死，犹是文帝、孝武、废帝、明帝数君之所为。至齐高武子孙，则皆明帝一人所杀，其惨毒自古所未有也。明帝本高帝兄子，早孤，高帝抚之，恩过诸子。历高、武二朝，爵通侯，官仆射，至郁林王时辅政，因郁林无道，弑之而立海陵，不数月，又废弑之而夺其位。自以得不以正，亲子皆幼小，而高、武子孙日渐长大，遂尽灭之无遗种。（《子岳传》）今按高帝十九子，长武帝，次豫章王嶷、临川王映、长沙王晃、武陵王晔、安成王、始兴王鉴，皆卒于明帝前，故未被害；又早殇者四人；其余鄱阳王锵、桂阳王铄、江夏王锋、南平王锐、宜都王铿、晋熙王、河东王铉、衡阳王钧，皆明帝所杀也。武帝二十三子，长文惠太子，早薨。次竟陵王子良，善终。鱼复侯子响，武帝时以擅杀长史，拒台兵，见杀。又早殇者四人。其余庐陵王子卿、安陆王子敬、晋陵王子懋、随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阳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伦、邵陵王子贞、临贺王子岳、西阳王子文、衡阳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东王子建、衡阳王子珉、南郡王子夏，皆明帝所杀也。文惠太子子郁林王昭业、海陵王昭文，既为明帝所弑；巴陵王昭秀、桂阳王昭粲，亦明帝杀之。甚至竟陵王子良之子昭胄、昭颖，亦明帝所杀。统计高帝后，惟豫章王嶷有子子廉、子恪、子操、子范、子显、子云等有后于梁，其余诸子及武帝文惠诸子孙，大半皆被明帝之祸，且俱无后。按齐高尝戒武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残，他族岂得乘其衰敝。”故终武帝世，诸兄弟尚得保全。然齐高但知宋之自相屠戮，而不知己之杀刘氏子孙之惨。当巴陵王子伦被害时，谓茹法亮曰：“先朝杀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是天理即人心，杀人子孙者，人亦杀其子孙。金翅下殿，搏食小龙无数。（《子夏传》。明帝名鸾，即金翅鸟也。）斯固齐高之自取也，然齐明之忍心害理，亦已至矣。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帝辄先烧香火，呜咽流涕，人以此知其夜当有杀戮。（《子岳传》）每杀诸王，皆以夜遣兵围宅，或斧砍关，排墙而入。（《锵传》）当时高、武子孙，朝不保夕，每朝见，鞠躬俯偻，不敢正行直视。（《铉传》）桂阳王铄见帝后，出谓人曰：“吾前日见上流涕呜咽，而鄱阳、随郡诛。今日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耶？”是夕果见杀。（《铄传》）宜都王铿咏陆机吊魏武云：“昔以四海为己任，死则以爱子托人”，左右皆泣，未几赐死。（《铿传》）王敬则起兵向阙，以奉南康王子恪为名，子恪逃走，不知所在。明帝欲尽杀高、武子孙，乃悉召入尚书省，敕人各两左右自随，孩抱者乳母随入，其夜太医煮药，都水办棺材数十具，须三更悉杀之。会子恪自吴奔归，二更刺启入。时刻已至而帝眠未醒，沈徽孚、单景俊少留其事。及帝觉，乃白子恪已至，帝惊曰：“吸丁诸王命耶？”景俊具以事答，明日悉遣诸王侯还第。（《昭胄传》）盖天良难昧，帝亦动于心之所不安也，然其后又卒皆诛死。然则齐明之残忍惨毒，无复人理，真禽兽之不若矣。卒之高、武子孙既尽，而己之子东昏侯宝卷、和帝宝融，皆被废杀之祸。江夏王宝玄先为东昏所杀，鄱阳王宝寅逃入魏，后亦谋反诛，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皆中兴元二年赐死，惟广陵王宝源以先卒未被祸，巴陵王宝义以废疾得善终，余皆早夭。是明帝之子亦无一得免祸者。始安王遥光，明帝亲兄子，明帝谋害诸王，皆遥光赞成之，后遥光亦以反诛。真所谓天理昭彰，报施不爽，凡杀人以利己者，可以观于此矣。 ○齐制典签之权太重 齐制，诸王出镇，其年小者，则置行事及典签以佐之，一州政事以及诸王之起居饮食，皆听命焉，而典签尤为切近。《齐书 孝武诸子传论》谓，帝子临州，年皆幼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州国府第，先事后行，饮食起居，动应闻启。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甚也。今见于列传者，武陵王晔为丹阳尹，始不置行事，得自亲政。（《晔传》）随郡王子隆督益州，始亲府州事。（《子隆传》）可见其始皆有行事，不得自专也。蔡约为宜都王长史，行府州事，时诸王行事多相裁割，约在任，主佐之间穆如也。（《约传》）可见行事如约者少也。刘暄为江夏王宝玄郢州行事，执事过刻。有人献马，宝玄欲看之，暄曰：“马何须看。”妃索煮肫，暄曰：“已煮鹅，不复烦此。”宝玄曰：“舅殊无渭阳之情。”（《江┙传》）可见行事之威制也，此行事之弊也。其签帅之权，如武陵王晔在江州，忤典签赵渥之，赵渥之启其得失，即召还京。（《晔传》）宜都王铿举动每为签帅所制，立意多不得行。（铿传）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亻巽，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俱见《子伦传》。）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治以专辄之罪。如长沙王晃为典签所裁，晃杀之，高帝大怒，手诏赐杖。（《晃传》）鱼复侯子响为行事刘寅、典签吴修之等所奏，武帝遣台使检校，子响愤杀寅、修之等，后以抗拒台兵被诛。（《子响传》）是以威行州郡，权重藩君，势积重而难反。当子响之杀寅等也，武帝闻之曰：“子响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见《子伦传》。而《僧静传》武帝使僧静往讨，僧静曰：“王年少，长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难故耳。天子儿过误杀人，有何大罪，而忽遣军西上耶？僧静不敢奉诏。）竟陵王子良尝问范云曰：“士大夫何故诣签帅？”云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便有十倍之利，不诣何为？”（《子伦传》）故明帝杀诸王，无一不就典签杀之。其初辅政时，防制诸王，先致密旨于上佐。（《孔之传》）又令萧谌召诸王典签，约不许诸王外接人物。（《谌传》）其害巴陵王子伦也，惧其有兵能拒命，以问典签华伯茂，伯茂曰：“若遣兵，恐不可即得，委伯茂则一小吏力耳。”果以逼之死。（《子伦传》）又遣裴叔业害南平王锐，防阁周伯玉欲斩叔业，举兵匡社稷，典签叱左右斩之，锐遂见害。（《锐传》）积威之渐，一至于此。 按《南史 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用签，前叙所论之事，后书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掌之，本五品吏耳。宋季多以幼小王子出为方镇，人主皆以亲近左右为典签，一岁中还都者数四，人主辄问以刺史之贤否，往往出于其口，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藩君。齐明帝知之，始制诸州论事不得遣典签，其任稍轻，其后仍复积重。《梁书》，江革为庐陵王长史，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处，不与签帅同坐。盖以典签本微贱者也，然官小而权重，革之为此，岂至梁时签帅已轻，不复如齐时之威福在手耶？ ○南朝以射雉为猎 南朝都金陵，无搜狩之地，故尝以射雉为猎。宋明帝射雉，至日中无所得，甚渐，曰：“吾旦来如皋，遂空行，可笑！”褚炫对曰：“今节侯虽适，而云雾尚凝，故斯之禽骄心吸动。”帝意解，乃于雉场置酒。（《宋书 褚炫传》）帝至岩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场，日暮将返，留晋平王休祜待之，令勿得雉勿返，休祜便驰去。上令寿寂之等追之，蹴令坠马死。（《休祜传》）齐武帝永明六年，邯郸超谏射雉，上为之止，久之超竟诛。后又将射雉，竟陵王子良又谏止。（《子良传》）东昏置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幛皆红绿锦为之，有鹰犬队主、媒翳队主等官。（《齐纪》） ○江左世族无功臣 六朝最重世族，已见《丛考》前编。其时有所谓旧门、次门、后门、勋门、役门之类，以士庶之别为贵贱之分，积习相沿，遂成定制。陶侃微时，郎中令杨卓与之同乘，温雅谓卓曰：“奈何与小人同载。”郗鉴陷陈午贼中，有同邑人张实先附贼，来见，竟卿鉴，鉴曰：“相与邦壤，义不及通，何可怙乱至此？”实渐而退。杨方在都，缙绅咸厚之，方自以地寒，不愿留京，求补远郡，乃出为高梁太守。王僧虔为吴兴郡守，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遂为阮佃夫所劾。张敬儿斩桂阳王休范，以功高当乞镇襄阳，齐高辅政，以敬儿人位本轻，不欲便处以襄阳重镇。侯景请婚王、谢，梁武曰：“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一时风尚如此。即有出自寒微，奋立功业，官高位重，而其自视犹不敢与世族较。陈显达既贵，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诫诸子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骄人。”又谓诸子曰：“麈尾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褚渊戏俭以为连璧，俭曰：“老子遂与韩非同传。”或以告敬则，敬则欣然曰：“我敝讼沙小吏，今得与王卫军同拜三公，复何恨。”（《敬则传》）王琳为梁元帝所忌，出为广州刺史，琳私谓李膺曰：“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岂与官争为帝乎？何不使琳镇雍州，琳自放兵作田，为国捍御外侮也。”（《琳传》）且不特此也，齐高在宋，以平桂阳之功，加中领军，犹固让与袁粲、褚渊，书自称下官常人，志不及远。（《褚渊传》）及即位后，临崩遗诏亦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本纪）可见当时门第之见习为固然，虽帝王不能改易也。然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宋武本丹徒京口里人，少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其寒贱可知也。齐高自称素族，则非高门可知也。梁武与齐高同族，亦非高门也。陈武初馆于义兴许氏，始仕为里司，再仕为油库吏，其寒微亦可知也。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如顾荣、卞、毛宝、朱伺、朱序、刘牢之、刘毅等之于晋，檀道济、朱龄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刘康祖、到彦之、沈庆之等之于宋，王敬则、张敬儿、陈显达、崔慧景等之于齐，陈伯之、陈庆之、兰钦、曹景宗、张惠绍、昌义之、王琳、杜龛等之于梁，周文育、侯安都、黄法、吴明彻等之于陈，皆御武戡乱，为国家所倚赖。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宏、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市朝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此江左风会习尚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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