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增旧书处 五代纷乱之时，唐之遗闻往事，既无人记述，残编故籍，亦无人收藏，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则太平已久，文事正兴，人间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今第观《新书 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知《新书》之“文省于前而事增于旧”，有由然也。试取《旧书》各传相比较，《新书》之增于《旧书》者有二种，一则有关于当日之事势、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今分别于左，而《新书》删《旧书》之处亦附见焉。 ○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 代宗《沈后传》，陷贼后不知所在，（《新书》增。）高力士女冒为后，迎还上阳宫，力士子知非真，具言其情，诏贷之。 《李密传》，（增）密为魏公，设坛即位，改元永平。（又增）密与宇文化及隔水语，责其弑逆。（又增）贾润甫劝其稍节兴洛仓米，勿致食尽人散。 《王世充传》，（增）炀帝至江都，世充请以江淮女进宫。 《徐圆朗传》，（增）圆朗迎彭城刘世彻，欲以为主，会盛彦师被执在圆朗所，恐二凶合则祸不解，乃说曰：“公不见翟让用李密而见杀乎？”圆朗乃忌世彻而杀之。 《房玄龄传》，（增）帝问创业守成孰难，玄龄谓创业难，征谓守成难。帝曰：“玄龄从我定天下，征与我安天下，故所见各异。然创业之事往矣，守成之难，当与公等共之。”此正见太宗之图治也。 《许敬宗传》，（增）高宗欲立武后，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何不可。”（此正见其逢君之恶。） 《刘仁轨传》，（增）仁轨平百济后，高宗遣刘仁愿代还。仁轨以百济新定，恐新兵不得力，愿再留镇守。（此正见其忠于为国之处。）《旧书》但书仁愿率兵渡海，与旧镇兵交代，仁轨乃西还。 《褚遂良传》，（增）遂良谏立武氏，谓武氏昔事先帝，武后从幄后呼曰：“何不扑杀此獠！” 《魏元忠传》，（增）元忠再相，稍惮权幸，不能守正如往时，袁楚客以书规之，全载其文。 《来济传》，（增）谏立武后，引汉成帝以婢为后故事。 《韩瑗传》，（增）谏立武后，引宗周褒姒为言。 《陆象先传》，（增）玄宗初即位，太平公主欲废之，召宰相议曰：“宁王长当立。”象先曰：“帝何以得立。”曰：“有一时之功。”象先曰：“立以功者，废必以罪。今不闻有罪，安得废。” 《苏传》，（增）吐蕃盗边，玄宗欲自将讨之，极谏以为不可，乃止。 《李景伯传》，（增）时有建言设都督者，景伯议都督专生杀，权太重，授非其人，则衅易生。宜罢都督，留御史按察，秩卑重任，可制奸宄。由是停都督。 《姚崇传》，（增）玄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帝。（此为相业之始，而《旧书》不载。又增）崇在帝前序进郎吏，帝不顾，后谓高力士曰：“我任崇以大政，此小事何必渎耶。”（此见玄宗任相之专。） 《宋传》，（增）不赏郝炅斩默啜之功，恐启天子幸边功。（此见人臣远虑。又增）张嘉贞为相，阅堂案，见危言切论，不觉失声叹息。 《韩休传》，（增）帝尝猎苑中，或张乐，必视左右曰：“韩休知否？”帝尝引镜子乐，左右谓自休入相，陛下无一日欢，帝曰：“吾虽瘠，天下肥矣。” 《张九龄传》，（增）武惠妃谋陷太子瑛，私使人言于九龄，九龄即奏之，帝为动色。故终九龄为相，太子得无患。 《裴耀卿传》，（增）玄宗封禅后，谓张说曰：“怀州刺史王邱，饩牵外无他献，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供张不用锦绣，示我以俭也。济州刺史裴耀卿上书言扰民，即不足告成功，此其爱人也。” 《吴兢传》，（增）兢撰《则天实录》，书张昌宗诬构魏元忠有不顺之言，引张说为证，说己许之，赖宋再三劝阻，说始明元忠无此语。后说为相，私乞改之，兢曰：“徇公之请，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今之董狐。 《马怀素传》，（增）同时修书者数十人，姓名类叙于传末。 《杨慎矜传》，（增）慎矜得罪之由。因其家所出婢得入宫，以其与术士史敬忠相往来之事奏闻，玄宗发怒。杨国忠密知之，乃语王钅共，使告发其罪。 《杨国忠传》，（增）国忠主议征云南，募兵之惨酷，州县吏至召贫弱者，缚至室中，械而送军前，亡者即以送吏代之。（又增）国忠请以安禄山为平章事，追入辅政，已草诏，而帝遣辅ギ琳觇之。ギ琳得赂，还，言禄山不反，帝遂焚前诏。 《郭子仪传》，（增）复陕郡时，其子旰与贼战死。 《刘晏传》，（增）晏在襄阳，辞永王之官，为采访使李希言守杭州，闻有备，乃西走。（又增）晏所用管计帐者皆士人。尝言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又增）传末附韩回、元、裴腆、李衡、包佶、卢征、李若初等，皆晏所擢用，后多任转运等使，循晏旧法以利国者。 《崔涣传》，（增）涣劾奏元载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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