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 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征。太宗尝谓征曰：“卿前后谏二百余事，非至诚何能若是。”又谓朝臣曰：“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但赏其妩媚耳。”征以疾辞位，帝曰：“金必锻炼而成器，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岂可去乎？”至今所传十思十惭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听纳之，此贞观君臣间直可追都、俞、吁、弗之盛也。然其时直谏者不止魏征也。今案《新》、《旧唐书》各传：薛收谏猎，帝即赐金四十铤以奖之。孙伏伽谏元律师罪不当死，帝即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以为太厚，帝曰：“朕即位未有谏者，是以赏之。”温彦博谏长安令杨纂失察，罪不当死，帝即赦之。虞世南谏田猎，谏山陵之制不宜过厚，谏宫体诗不宜作，恐天下从风而靡，谏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帝尝曰：“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马周谏大安宫宜崇奉，宗庙宜亲祀，乐工王长通等不宜赐官，帝购大宅直二百万者赐之。庐江王瑗姬侍侧，王曰：“陛下知瑗杀其夫而取之以为非，奈何又令侍左右？”帝即出之。谏祖孝孙雅士，不宜令教女乐。帝虽责之，明日悔，语房玄龄令群臣勿因此不言。姚思廉谏幸九成宫，赐帛五十疋。高季辅指陈时政得失，帝赐以钟乳一两，曰：“卿以药石之言进，故以药石相报。”戴胄谏修洛阳宫，帝嘉之。张玄素亦谏修洛阳宫，至以为甚于炀帝，帝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卒兴，同归于乱耳。”帝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命罢役，赐帛二十疋。褚遂良谏宠魏王泰太过，帝纳之。谏告成东岳，即罢封禅。张玄素令史出身，帝问其履历，玄素惭不能对，遂良谓玄素已擢至三品，陛下不宜对群臣穷其门户，帝亦悔之。帝常论山东人物，张行成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宜以东西为限，帝善之，赐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裴仁轨私役门夫，帝欲斩之，李乾奏罪不应死，帝即免之。权万纪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帝欲诛之，柳范曰：“房玄龄尚不能止陛下猎，岂可独罪万纪？”帝大怒，拂衣入，久之，独召范慰谕之。帝好与群臣论难，刘洎力谏，帝诏答曰：“轻物骄人，恐由于此，敬当虚怀改之。”洎又言近来上书人或面加穷诘，恐致阻进言之路，帝曰：“卿言是也，当改之。”此皆见于各传者也。魏征尝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岂敢犯龙鳞。”帝尝宴韦挺、虞世南、姚思廉等，谓曰：“龙有逆鳞，人主亦然。卿等遂能不避触犯，常如此，朕岂虑危亡哉！”是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独是仁善之君则能纳诲，英睿之主每难进言。以太宗之天锡智勇，手定天下，制事决机，动无遗策，宜其俯视一切，臣下无足当意者，乃虚怀翕受，惟恐人之不言，非徒博纳谏之名，实能施之政事。其故何哉？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炀帝恶谏，曰：“有谏者当时不杀，终不令生于地上。”苏威欲言不敢，因午日献《古文尚书》，炀帝曰：“讪我也。”即除名。萧谏伐辽，即出为郡守。董纯谏幸江都，即赐死。由是人皆钳口，至丧国亡身而不悟。（见吴兢疏。）此太宗所亲见也。惟见之切故惧之深，正张廷所云，多难兴邦，殷优启圣。皆以事危则志锐，情迫则思深也。魏征之谏，亦动以隋为戒，谓：“隋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哉？特恃其富强，不虑后患，驱天下以从欲，遂以四海为尊，殒于匹夫之手。陛下当鉴彼之失。”又曰：“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所亲见。隋之末乱，自谓必无乱。隋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身戮而犹未悟。今能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而存矣。”马周亦言：“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也。”此当时君臣动色相戒，皆由殷鉴不远，警于目而惕于心，故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其后勋业日隆，治平日久，即太宗已不能无稍厌。魏征谓贞观之初，导人以言，三年后见谏者悦而从之，近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是可知贞观中年，功成志满，已不复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则惧生于有所惩，怠生于无所儆，人主大抵皆然。若后世蒙业之君，运当清泰，外无覆车之戒，而内有转圜之美，岂不比太宗更难哉！ ○时政记 左、右史起居注之外，有政事及奏对由宰相撰录者，谓之《时政记》。案《旧书》，唐初记注最详备。苏冕言，贞观中，每日朝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高宗时，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妄奏事，恐史官书之，遂奏令随杖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姚乃表请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是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此始也。据《旧书》云，罢后，其事遂寝。贾耽、齐抗，贞元时为相，又修之，耽、抗罢而事又寝。然宪宗尝问李吉甫：“《时政记》记何事？”吉甫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馆之实录也。左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记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姚监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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