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凡一石给六斗，米麦各半。熙宁中，又诏县令、录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两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其下以是为差。（职钱惟给京朝官，外任者不给，因别有公用钱也。）元丰官制行，俸钱稍有增减。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者，既请大夫俸，又给郎官职钱，视国初之数已优。至崇宁间，蔡京当国，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亻兼人衣粮，（在京任宰相、枢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皆有随身，余止亻兼人。）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又有亻兼人餐钱，（中书、枢密及正刺史以上，亻兼人皆有粮，余止给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建炎南渡，以兵兴，宰执请俸钱禄米权支三分之一；开禧用兵，朝臣亦请损半支给，皆一时权宜，后仍更渡制。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宋祠禄之制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炅宫、会炅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王曾以次相为会炅观使，曹利用以枢密使领景炅宫，班在曾上。后曾进昭文馆大学士，为玉清昭应宫使，乃班利用上，见《王曾传》。充使者俸钱，玉清昭应宫月百千，景炅宫七十千，祥源观五十千，见《职官志》。）丞郎学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食其禄。初设时员数甚少，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日渐增多。熙宁中，王安石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著令宫观毋限员数，以三十月为一任。又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仙炅观置管干、提举等名，以此食禄，仍听从便居住。又诏除宫观者毋过两任；其兼用执政恩例者毋过三任。绍兴以来，士大夫之从驾南来者未有阙以处之，乃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月得供给，各依资序，降二等支。）不限员数。后以陈乞者多，又定令稍复祖宗条法之旧，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绍熙五年庆寿赦令，宫观岳庙已满不应再陈者，今因庆寿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许更陈一次。）京官二年，选人三年，皆于优厚之中寓限制之意。见《职官志》。 ○宋恩荫之滥 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见任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余以是为差。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于特恩也。天圣中，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明道中，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于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于常荫之外矣。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曰邛}、妻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王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职官志》，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龚茂良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以上俱见各本传。）其间虽有稍为限制者，神宗诏：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孙。（见《职官志》。）又诏：任子自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者，改为六岁一人。孝宗诏：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不得荫补。又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此虽略为撙节，然所减损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 ○宋恩赏之厚 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此以宰执大臣也。雷有终平蜀有功，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此以功臣也。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此以藩镇大臣也。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宋、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即各赐钱三百万。知制诰，又赐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史，赐钱三十万。魏廷式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抟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甚至魏震因温州进瑞木，作赋以献，遂赐银二千两，毋亦太滥矣。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宜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进金钱助山陵费。不许。此可见宋代恩赏之大概也。南渡后，吴卒，赐钱三十万。蜀将郭浩、杨政各赐田五十顷。魏胜战死，赐银千两、绢千匹、宅一区。田百顷。吴卒，高宗已为太上皇，赐银千两。盖南宋幅员狭而赋税少，匪颁亦稍减也。 ○宋冗官冗费 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王禹言：臣籍济州，先时止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见《禹传》。）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人，郎中亦百数，自余太常国子博士等又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不知职业之所守，只以惠泽而序迁。（见《职官志》。）宋祁疏言：朝廷有三亢，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请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俟阙官时，计员补吏。又曰：使相节度，为费最多。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钱所以劳众享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从糜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非边要无师屯者，不得兼节度，已带节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师。（见《祁传》。）范坦亦言：户部岁入有限，今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至刺史又数千人，自非军功得之，宜减其半俸。（见《坦传》。）按《向经传》：方镇有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大臣罢退，多优以节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带留后、刺史等衔，其应得之分例，亦与现任者同，故祁、坦皆欲减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费也。徽宗时，卢策疏言：皇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矣。此犹北宋全盛之时已如此，南渡以后，幅员既少而耗费更多。廖刚疏言，刘晏以一千二百万贯供中原之兵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供川、陕一军而不足。川、陕兵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员万一千七员，兵士所给钱比官员不及十分之一，则冗员在官不在兵。（见《刚传》。）此军官之冗费也。汪应辰疏言：班直转官三日而堂吏食钱万缗，工匠洗器仅给百余千而堂吏食钱六百千，塑显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银绢六百两匹。（见《应辰传》。）此堂吏之冗费也。举此类推，国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无艺 宋初国用虽滥，然主皆恭俭。吏治亦，尚无甚病民之事。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时又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见《蔡幼学传》。）然犹为富国强兵起见也。至徽宗时，蔡京当国，专以“丰亨豫大”之说蛊惑上心，动引《周官》“惟王不会”为词，遂至取民无艺。是时赋税之外，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裒敛各不相知，肆行催索。又有大礼进奉银绢，有赡学籴本钱。（亦见《蔡幼学传》。）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给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甚至花石纲之扰，运一石民间用三十万缗，而东南又大困。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有所谓经制钱者，本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创杂征之法，因以为名。建炎中，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至，吕颐浩、叶梦得言：亨伯常设此制，宜仿行之，以济缓急。于是课添酒钱、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各路宪臣领之，通判掌之。绍兴五年，孟庾提点财用，又请以总制司为名，因经制之额，增析为总制钱。州县所收头子钱，贯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经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杂税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乎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旧法外，余悉入总制。乾道中，又诏诸路出纳，贯添收十三文，充经总制钱。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项通谓之经总制钱。又有所谓月桩钱者，绍兴二年，韩世忠军驻建康，吕颐浩等议，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供亿，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于是州县横征，江东、西之害尤甚。又有所谓板帐钱者，输米则收耗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除而抑纳。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帐钱太重，不能不横征也。熙五年，湖北漕臣言：绍兴九年，诏财赋十分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额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余缗，今增至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旧额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民力凋敝，实无从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时，已极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