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永泰二年，侍御韦光裔为使，得钱四百九十万贯。其冬，诏减青苗地头钱，三分取一，遂为常制。每岁特设使者，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刘晏兼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货志》，大历元年，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给广骑。《通鉴集览》谓，青苗钱者，不及待秋敛，当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按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青苗钱，正唐杂税钱之法耳。）宋之青苗钱则始于长吏之自为之，本以利民。《宋史 李参传》，参为陕西转运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参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羡粮。此安石青苗钱之所本也。在参行之，固为善政，然仁宗天圣五年，已特诏罢之，当亦以行之久则弊生耳。至安石，则初知鄞县时，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洁，亲施之于一县，民自有利而无害。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于一县，遂欲行之天下，然犹未敢遽行，使苏辙议之，辙力陈其弊，乃不复言。会河北转运使王广廉奏乞度牒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参之术。）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决然行之。（见《苏辙传》。）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于安石，而不知李参先私行于下，广廉又奏请于上也。然使听贤吏自行于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参已先有成绩，即广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为功令，则干进者以多借为能，而不顾民之愿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见其利。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为利，天下行之则又为害者。况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而一岁凡两放两收，则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则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即如常平社仓，何尝古人善政，然沿及后世，常平春借秋还，出则克扣，入则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渔利。社仓听民自为经理，宜更无弊矣，然州县虑司其事者之干没，必岁签殷户承充，于是有得钱卖放之弊。又必岁遣小官稽核，于是有需索馈送之弊。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孟子》谓：“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 ○车盖亭诗 哲宗即位，蔡确播浮言，谓由己拥护。既失势，遂怨望，至安陆，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内有用郝甑山事。甑山者，唐郝处俊封甑山公，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而止，确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沧海扬尘”等语，尤悖逆。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其诗，笺释上之。于是左、右谏议张焘、范祖禹，左、右司谏王岩叟、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连劾之，遂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宣仁后曰：“帝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规为异时炫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识远虑，若论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后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谓恐启罗织之渐，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封还除目者，彭汝砺也。谓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闻新州之命，又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谪确为过当。此则有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政令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同文馆之狱 神宗不豫时，邢恕与蔡确密谋援立，诱宣仁后侄公绘曰：“延安幼冲，（即哲宗。）雍、曹皆贤王也。”公绘惊趋出，恕计不行，反扬言太后属意雍王，使首相王知之。确乃约同入问疾，阳以语勾致，使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俟语小异即诛之。既而言上自有子，恕计无所施。而语稍闻于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随州。恕与确则又扬言太后有废立意，绐司马光子康手书，谓其父光曾语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尤可虑。”宣训者，北齐娄太后宫名，娄太后尝废孙济南王，而立少子演，以比宣仁后欲废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马光为天下所信服，故欲以此语为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绐其子康手书而后可使人信，其设心可谓黠矣。会确贬新州，恕亦远谪，事不果行。绍圣初，章、蔡卞当国，欲甘心元诸贤，引恕入为御史中丞，于是恕追理前说，并怵高遵榕之子士京，追讼其父在日知王谋立雍王，以实其言，总欲以此为题，陷害诸正人，并诬宣仁后，以见己与确有拥护哲宗之功也。先是刘挚、吕大防为相时，文潞公之子及甫居丧，恐服除不得京官，抵书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济之以粉昆，必欲以藐躬为甘心之地，可为寒心。”其谓司马昭者，本指吕大防。粉昆者，世以驸马都尉为粉侯，时韩忠彦执政，其弟嘉彦尚主，故以忠彦为粉昆也。至是恕以此书示蔡确之子渭，（《刘挚传》谓蔡渭，《邢恕传》谓蔡懋，皆确子也。）使上其书，讼当时宰相刘挚、吕大防等，陷其父确谋危宗社，引此书为证。、卞遂欲因是诬挚及梁焘、王岩叟等，以为有废立意，置狱于同文馆，用蔡京、安杂治之。及甫乃变词，托其亡父尝说司马昭指刘挚，粉谓王岩叟面白如粉，昆谓梁焘字况之，况犹兄也。将锻成废立之事，以杀挚等，并以悖逆坐司马光、吕公著，甚至欲追废宣仁后；会无实据，及甫但云，疑其事势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诬于哲宗，乃止。章又疏言，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变神宗成法，惧陛下一日新政，必有欺君之诛，乃密为倾摇之计。帝曰：“元诸臣果如是乎？”、京曰：“诚有是心，但反形吸哆耳。”帝乃锢挚、焘等子孙。（见《刘挚》、《邢恕》、《蔡确》、《章》、《安》等传。）呜呼！固一己之权位，而欲以悖逆诬正人，以图一网打尽，甚至诬及母后，奸人之处心设计，真可畏哉！ ○秦桧文字之祸 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今见于《高宗本纪》者，茶陵县丞王庭，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辰州编管。曹咏言李孟坚诵其父光所撰私史，语涉谤讪，诏送大理寺。狱成，光遇赦，永不检举，孟坚除名，峡州编管。（《光传》则谓陆升讦孟坚以私撰国史。）胡寅、程、潘良贵、张焘等八人缘坐，黜降有差，胡寅责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又诏大理寺鞫太常主簿吴元美谤诗狱。右迪功郎安诚坐文字谤讪，惠州编管。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叶三省、王远、通书赵鼎、王庶三省落职，筠州居住；远除名，高州编管。黄岩县令杨炜诽谤除名，万安军编管。知台州萧振落职，池州居住。大府丞范彦辉谤讪除名，荆门军编管。从政郎杨炬坐其弟煜尝上书诽谤，邕州编管。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桧捃摭，命大理寺鞫之，贷死，循州安置。王以交通李光，下狱，除名，辰州编管。故学士程、知饶州。洪兴祖、转运使魏安行以《论语讲解》被猜，兴祖昭州，安行钦州，俱编管，子孙并论罪。通判沈长卿、县尉芮烨作诗讥讪，除名，长卿化州，烨武冈军，俱编管。知泉州宗室令衤令坐交结罪人，汀州安置。又命大理寺鞫张析附丽胡寅狱。此皆本纪所书也。其散见于各传者，胡铨先以上书诋和议，谪监广州盐。罗汝楫劾其横议，除名，编管新州，守臣张棣又讦其与客唱酬怨谤，再移吉阳军。李光以忤和议谪藤州，守臣言其作诗风刺，再移琼海。吕愿中又告光与铨作诗讥讪，乃又移昌化军。赵鼎窜潮州，又移吉阳军。桧令本军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桧必杀己，遂不食而死。张浚窜连州，又徙永州。盖此数人者，名愈高，桧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窜谪，屡濒于死，而凡与之交际者，亦必被祸不少贷。王庭既以作诗赠铨得祸，而铨先谪广州时，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谪知安远军。又有宜兴吴师古镌铨疏以传，流袁州。通判方畴亦以通书于铨，除名，永州编管。此以铨而连及者也。叶三省、王远、王既以通书赵鼎、李光得祸。吴元美之下狱也，以家有潜光亭、商隐堂，为人首告，谓亭号潜光，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无意于事秦。所谓党李者，亦指光也。此因鼎、光而连及者也。江西运判张常先注前帅张宗元与张浚书上之，连逮数十家，将诬以不轨。此因浚而连及者也。桧尝书铨、鼎、光、浚等姓名于一德格天阁，必欲杀之。赵汾之狱，其父鼎已死，桧令大理寺鞫之，欲汾自诬与铨、光、浚等谋大逆，所连及一时名士至五十三人。会桧死，始得免。设桧不死，则肆害更未有已也。他如程等之以《论语》得罪，则以尝为《论语说》。至“弋不射宿”，谓孔子不欲阴中人，洪兴祖序之，魏安行锓之，故皆及祸。赵令衤令之得罪也，则因观桧《家庙记》，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为桧侄婿汪召锡所告，故安置汀州，后再牵入赵汾狱，几死。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狱死。黄龟年以论桧贬。太学生张伯麟题壁曰：“夫差，而亡越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闽、浙大水，白谔有“燮理乖谬”语，刺配万安军。高登亦以考试策问闽、浙大水之由，郡守以达，桧坐以事，编管容州。进士黄友龙坐谤讪，黥配岭南。内侍裴咏坐指斥，编管邕州。径山僧清言以谤讪，被黥。何兑诵其师马伸在靖康围城中乞存赵氏书，桧以为分己功，编管英州。郑圮、贾子展以会中有嘲谑讲和之语，圮窜容州，子展窜德庆。此则不必与铨等相涉，第语言文字稍触其忌，即横遭诬害，更不可数计矣。桧又疏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甚至司马自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所著，李光家亦举光藏书万卷悉焚之。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 ○秦桧史弥远之揽权 蔡京、章之奸恶，犹第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若秦桧、史弥远之柄国，则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几如曹操之于汉献帝矣。姑不必一一实指其事，但观《宋史》各列传可见也。《李浩传》，自秦桧用事塞言路。及上总揽威权，浩与王十朋等始相继言事。《王纶传》，绍兴二十六年，高宗躬亲政事，收揽威柄，召诸贤于散地。甚至虞允文疏谓，秦桧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此语直奏于高宗之前，则桧未死以前，高宗不能有权可知也。《洪咨夔传》，史弥远死，帝始亲政。《崔与之传》，端平初，帝始亲政。《郑清之传》，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真德秀传》，弥远卒，上亲政。《魏了翁传》，弥远卒，上亲庶政。则弥远未死以前，理宗不能有权可知也。统观古今来权臣当国，未有如二人之专者。然桧十八九年，威福由己，名入《奸臣传》，至今唾骂未已。弥远相宁宗十七年，相理宗又九年，其握权既久于桧。桧仅杀岳飞，窜赵鼎等，弥远则擅废宁宗所建皇子，而别立嗣君，其无君之罪更甚于桧。乃及身既少诟詈，死后又不列奸邪，则以桧仇视正人，翦除异己，为众怨所丛，而弥远则肆毒于善类者较轻，遂无訾之者。然则弥远之黠，岂不更胜于桧哉！至如贾似道专国，威权震主，至度宗为之下拜，其权更甚于桧与弥远。斯则亡国之运，主既昏庸，臣亦狂谬，实无大奸大恶之才，固无足论矣。 ○宋南渡诸将皆北人 宋南渡诸将，立功虽在江南，而其人皆北人也。张浚，凤翔府成纪人。韩世忠、张宗颜，皆延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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