悯忠寺有李匡威所立之碑，曰大燕城内东南隅有悯忠寺，是唐藩镇牙城本在悯忠寺之西。《辽志》云，大内在西南隅。宋王曾记契丹事，亦云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是辽之南京即唐幽州镇之旧治，确有明证。金初因之，宋钦宗至金，馆于燕山东南悯忠寺，此寺犹在东南也。海陵始扩东、南二面而大之，（详见《金筑燕京》条内。）元世祖又广其西、北面截其东、南，（详见《元筑都城》条内。）明徐达又截其西北，成祖建都，则又广之于东，（详见《明筑都城》条内。）盖至是凡数改矣。惟王曾记自卢沟河至幽州六十里，今卢沟桥至京不过三十里，辽、金之燕京尚在西北面，其去卢沟宜近，乃较远于今，何也？盖今卢沟桥乃金章宗时始建，辽时卢沟河尚未有桥，其渡河之处或尚在南，故至幽州六十里耳。 ○金广燕京 金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尝至燕也。熙宗始诏卢彦伦营造燕京宫室。（《彦伦传》）海陵欲迁都于燕，天德三年，乃诏广燕城，建宫室，依汴京制度，遣丞相张浩、张通古等调诸路夫匠修筑，有司以图来上，并阴阳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善地何益？尧、它队之，何以卜为？”（本纪）是时张浩举苏保衡分督工役，又景州刺史李石护役皇城。（见《浩》、《石》各本传。）运一木之费至二十万，举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皆饰以黄金五彩，一殿之成，以亿万计。（见《续通鉴纲目》。）贞元元年来都之，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寻又征其钱。赐营建夫匠帛。（本纪）今按《蔡传》，有两燕王墓。旧在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墓在城内，相传为燕王及太子丹之葬，独考其非是，乃汉刘建及刘嘉之葬也。大定九年，诏改葬于城外。又《刘传》，南苑有唐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怦葬，世宗见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刘家本怦后，诏赐怦钱三百贯，令改葬于城外。据此二传，可见海陵筑城时，于辽故城之东南二面皆大为增广，故两燕王及刘怦墓，旧时皆在城外者，悉围入城中，至大定始迁出也。 ○元筑燕京 元太宗十年已取燕京，然未尝驻跸。世祖即位，尚在开平，中统二年始命修燕京旧城。盖自金宣宗迁汴后，燕京入于蒙古，宫室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至是已四十余年，班朝出治之所无复存者，故中统元年车驾来燕，只驻近郊。（本纪）《王磐传》所谓宫阙未定，凡遇朝贺，臣庶杂至帐殿前喧扰，不能禁也。至元元年，诏改燕京为中都，始建宗庙宫室。（《刘秉忠传》）八年，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二万八千人筑宫城。又敕修筑之费悉从官给，并免伐木夫役税赋。是年初，建东、西华及左、右掖门。十年，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十一年正月，宫殿告成，帝始御正殿受朝贺。此俱见本纪。时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有官者为先，仍定制以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筑室者，皆不得冒据听他人营筑。此元时迁筑燕京之明据。朱竹所谓元建大都，在金燕京北之东，大迁民以实之，燕城以废是也。二十年，以侍卫亲军万人修大都城。二十六年，又修宫城，乃立武卫缮理，以留守段天兼指挥使治之。大概元之迁筑，先宫城而后及于都城，事皆散见纪传。今其故址有可以意得者，德胜门外八里土城，本元之健德门，是元之都城北面在今德胜门外八里也。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都城，汇于积水潭，置插以运通州之米，世祖还自上都，见积水潭舳舻蔽水，大悦。积水潭即今之西海子，其时粮船可泊于此，知此潭尚未为禁地也。（见《守敬传》。）永乐初封于燕，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事见刘侗《帝京景物略》。是元故宫乃在今西苑之西宣武门以内也。 ○明南北京营建 明祖创造南京，规制雄壮，今四百余年，城郭之崇，街衢之阔，一一可想见缔造之迹。盖尽举前代官民房舍扫除而更张之，而工作皆出于民力。《水东日记》云，洪武门外至中和桥六七里长街，乃富民沈万三家络丝石所砌。以此类推，是物料皆取之民间也。《明史 严震直传》，时方事营造，集天下工匠二十万户于京师，震直请户役一人，各书其姓名术业，按籍更番役之。是工匠悉取之民间也。《朱煦传》，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叶伯巨传》，亦言居官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筑之科。是工筑并及于官吏也。当开国之初，劳民动众，固非得已。至成祖迁都北京，自可仍元都之旧，乃宫殿多移在元旧城东三四里。盖自徐武宁平燕，废元都，已缩其地为北平府。今德胜门外八里有土城，尚是元健德门故址，可见武宁已割旧都西北一带于城外也。华云龙镇北平，建燕邸，改筑北平城。（《云龙传》）刘侗《帝京景物略》亦谓，徐达命云龙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是城郭已另筑也。《姚广孝传》，成祖初封于燕，其邸即元故宫。《景物略》亦谓，燕邸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永乐登极后，即故宫受朝。至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里许，悉如金陵之制云云。是宫殿亦另建也。今以《明史》各列传参考之，当时大工大役，亦不减洪武之创南京矣。自永乐五年，实始营建。九年，谭广以大宁都指挥使董建北京。（《广传》）十五年，薛禄以后军都督董北京营造。（《禄传》）宦官阮安有巧思，奉命董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舍，目量意揣，悉中规制，工部受成而已。（《宦官传》）是董役者固不一其人。邝以北京执役者钜万，奉命稽省病者。（《传》）叶宗人为钱唐令，督工匠往营北京。（《宗人传》）是工匠亦役及各省也。邹缉疏言，建造北京，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工作之夫，动以百万，终岁供役，不得耕作。工匠小人，又假托威势，逼民移徙，移徙甫定，又令他徙，至有三四徙者。（《缉传》）永乐十九年诏云，赖天下臣民，殚竭心力，冒寒暑，涉风霜，趋事赴功，勤劳匪懈。（《景物略》）是可见当时城池宫阙皆非因元之旧，其扰民肆害有记载所不能尽者。本朝定鼎，明宫殿已为流贼李自成所毁，（《流贼传》）宜乎大有改建，乃初定鼎，仅在武英殿朝贺，后次第修葺，不肯兴大役以病民。直至康熙八年十一月，太和殿、乾清宫始告成，则开国之初固已仁及天下矣。 朱竹《日下旧闻序》云，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即今南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东北。徐达定北平，毁故都城，缩而小之，昊天、悯忠、延寿、竹林、仙露诸寺，皆限于城外。及嘉靖筑新城，此数寺又围入城内。梁园以东，至于神木厂，亦旧时郊外地也。元之宫阙当在今安定门北，明初即南城故宫为燕邸，而非因大内之旧云。此可以参证。 ○金史 《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说者谓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史。然《好问传》，金亡后，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好问言于张，欲据以撰述，后为乐夔所沮而止。是好问未尝得实录底本也。今《金史》本纪即本张万户家之实录而成。按《完颜勖》及《宗翰传》，女直初无文字，祖宗时并无纪录。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先世遗事。太宗天会六年，令勖与耶律迪延掌国史。勖等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又曰某水、某乡、某村，以识别之。至与契丹往来及征战之事，中多诈谋诡计，悉无所隐，故所纪咸得其实云。今按《世纪》，初臣辽而事之，继叛辽而灭之，一切以诈力从事，皆直书不讳，及《锡馨》、（旧名石显。）《和诺克》、（旧名桓赧。）《萨克达》、（旧名散达。）《乌春拉必》、（旧名腊醅。）《罕都》、（旧名欢都。）《伊克》（旧名冶诃。）等传地名、部名、村名，悉了如指掌，应即勖等所修之载在实录者。皇统八年，勖等又进《太祖实录》二十卷。大定中，修《睿宗实录》成，世宗曰：“当时旧人，惟古云（旧名彀英。）在。”令史官持往就问之，多所更定。（见《古云传》。）是金代实录本自详慎，卫绍王被弑，记注无存。元初王鹗修《金史》，采当时诏令，及金令史窦详所记二十余条，杨云翼日录四十卷，陈老日录二十余条，及女官所记资明夫人授玺事以补之。可见《金史》旧底固已确核，宜纂修诸人之易藉手也。然于旧史亦有别择处。如《李石传》，谓旧史载其少贫，贞懿后周之不受，及中年，以冒支仓粟见讥贪鄙，如出两人。史又称其未贵时，人有慢之者，及为相，其人见石惶恐，石乃待之弥厚，又与其平日正色斥徒单子温气岸迥殊。是纂修诸臣于旧史亦多参互校订，以求得实，非全恃钞录旧文者。其宣、哀以后诸将列传则多本之元、刘二书，盖二人身历南渡，后或游于京，或仕于朝，凡庙谋疆事，一一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书，故能使当日情事，历历如见。然谓其全取元、刘之作，则又不然。如《王若虚传》，崔立以汴城降蒙古，朝臣欲为树碑纪功，以属祁，祁属草后，好问又加点窜。此事元、刘二人方且深讳，（见好问《外家别业上梁文》及祁《归潜志》。）而《若虚传》竟直书之，更可见修史诸人临文不苟，非全事钞撮者也。又金初灭辽取宋，中间与宋和战不一，末年又为蒙古所灭，故用兵之事较他朝独多，其胜败之迹，若人人铺叙，徒滋繁冗，《金史》则每一大事即于主其事之一人详叙之，而诸将之同功一体者，可以旁见侧出，故有纲有纪，条理井然，如珠赫店（《辽史》作出店河，《金史》作出河店。）之战，太祖自将，则书于本纪。获辽主，取宋帝，则详于《宗翰》、《宗望传》。渡江追宋高宗，则详于《宗弼传》。富平之战，则详于《宗弼》及《持嘉晖（旧名赤盏晖）传》。和尚原之战，则详于《宗弼》及《古云传》。泾州西原之战，则详于《古云》及《萨里罕（旧名撒离喝。）传》。正隆用兵，则详于《海陵本纪》及《李通传》。大定中复取淮、泗，则详于《布萨忠义》、（旧名仆散忠义。）《赫舍哩种塔传》。（旧名纥石烈种塔。）泰和中宋兵来侵，则详于《布萨揆》、（旧名仆散揆。）《宗浩》、《完颜纲》传。兴定中发兵侵宋，则详于《约赫德（旧名牙吾塔。）传》。巩昌之战，则详于《博索（旧名白撒。）传。》禹山之战，则详于《伊剌布哈（旧名移剌蒲阿。）传》。三峰山之战，则详于《完颜哈达（旧名合达。）传》。汴城括粟之惨，则详于《锡默爱实（旧名斜卯爱实。）传》。汴城之攻围，则详于《博索》及《完颜纳申》、（旧名奴申。）《崔立传》。归德之窜，则详于《白华传》。蔡州之亡，则详于《完颜仲德传》。各就当局一二人叙其巅末，而同事诸将自可以类相从，最得史法。又如辽将和尚、道温二人之忠于辽，宋将徐徽言之忠于宋，则但书其殉节，而死事之详听其入《辽史》、《宋史》可矣，乃不忍没其临危不屈之烈，特用古人夹叙法，附书道温二人于《宗望传》，徐徽言于《罗索（旧名娄室。）传》，使诸人千载下犹有生气，而文法亦不至枝蔓，尤见修史者斟酌裁翦之苦心也。 按崔立功德碑一事，《金史》《刘祁》、《元好问》二传皆不载。《王若虚传》则谓，崔立杀宰相，以汴京降蒙古，其党翟奕欲为作功德碑以属若虚。若虚谓奕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奕不能夺，乃召太学生为之。此本于好问所作若虚墓志而传因之。是碑文之作，与祁、好问二人无涉也。而《若虚传》又谓，若虚辞免后，召太学生刘祁、麻革到省，好问时为郎中，谓祁等曰：“众议属二君，其无辞。”祁不得已为草定，以示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据此则功德碑竟出祁、好问二人之手矣。然郝经有《辨磨甘露碑诗》云：“国贼反城自为功，万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付一死。（即若虚。）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省前便磨甘露碑，书丹即用丞相血。百年涵养一涂地，父老来看暗流涕。数尊黄封几斛米，卖却家声都不计。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颜。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据此则作文另有人，（林希本宋人，盖借以影喻作文者。）并非祁、革，而好问改作之诬，更不待辨矣。然经诗末句云，“且莫独罪元遗山”，则好问于此事究有干涉。经诗谓林希所作“极口吠尧”，斥金源“盗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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