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之北皆有之，筑垒于村落间，如山东路有把古鲁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霭哥蛮明安，山东西路有盆买必剌明安是也。正隆初，又起上京诸明安于中都等处安置。（《纳合椿年传》）大定中，又摘徙山东明安八穆昆于河北东路之酬干、青狗两明安旧地。初入中原时，所受田多散处州县，世宗不欲其与民杂处，完颜思敬与图克坦克宁议，令明安穆昆之众自为保聚，其土田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为永制。（《思敬传》）然诸明安穆昆恃其世袭多不法，或请同流官考转，宗宪以为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袭此职，今不可改。其有不职者，当择其子弟中贤者代之，遂著为令。（《宗宪传》）章宗时，又诏明安穆昆既不隶提刑司，宜令监察御史察其臧否。按开国时移明安穆昆于中原，给地使之屯种，本欲赡其身家，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意至深也。而诸军户不能屯种，往往赁民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枣以为薪，且私卖其田，日益贫乏。太祖时以三百户为一穆昆，十穆昆为一明安。至宣宗时，则三十人为一穆昆，五穆昆为一明安。哀宗时，又二十五人为一穆昆，四穆昆为一明安，盖末年益耗减矣。 ○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 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金史 宗颜勖传》，女直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此以辽地为汉人也。《贺扬庭传》，世宗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异时南人不习诗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此以河南、山东人为南人也。《元史 百官志序》，诸官职皆以蒙古人为之长，而汉人、南人贰焉。文宗诏：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亦各分名目。《程钜夫传》，世祖命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按钜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称南人，此以南宋人为南人也。 ○宋金齐交割地界守土官随地为属 宋、金、齐分划地界，前后不同，守土官亦随地为所仕之朝。如张孝纯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刘豫，豫废，仍为金行台丞相。郦琼、李成、孔彦舟、徐文皆自宋降豫，豫废，皆仕金，琼为博州防御使，成为安武军节度使，彦舟为郑州防御使，文为南京都虞候是也。豫本金所册立，豫官即金官，豫废仍仕于金，固无足怪。至金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后仍取之，其时守土官吏并不迁改，地在金则官属金，地入宋则官属宋，及再入金，则官又属金。如郑建充先为金知延安军事，齐国建，累迁刺史，齐废，以地与宋，为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金再取陕西，仍以为经略安抚使，知庆州。张中孚仕宋，知镇戎军，以原州叛降于金，为泾原路安抚使，齐国建，即属齐为陕西诸路节度使，金以陕西与宋，又仕宋官开府仪同三司，后金人来索，又归金为行台兵部尚书。李上达为金东平府司户，齐国建，为豫吏部员外郎，齐废，以地与宋，上达随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达又入金，为同知大名尹。如此类者，不一而足，一似边外番部之类，换朝而不换官。盖金以地归宋时，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并虑新复州县官吏怀不自安，降诏开谕，又命检详刘豫伪官，换给告身，未几金又取旧地，故其官亦随地归金也。然亦可见是时仕宦之传遽矣。亦有宋所补放而随地归金者。《宋史 柳约传》，金人归侵疆，约出知蔡州。既而金渝盟，传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独约遣使武昌，得报而返。是约之外多降金也。 ○衍庆宫图画功臣 图画功臣，汉有云台，唐有凌烟阁，宋有景炅宫、显谟阁、昭勋崇德阁。金世宗思国初创业之艰难，亦尝图诸功臣于衍庆宫。《金史实实（旧名习失。）传》所载凡二十一人：辽王舍音、金源郡王萨哈、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苏、（旧名习不失。）金源郡王干鲁、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罗索、（旧名娄室。）楚王宗雄、鲁王栋摩、（旧名母。）金源郡王尼楚赫、（旧名银术可。）隋国公鄂兰哈玛尔、（旧名阿离合懑。）金源郡王完颜忠、豫国公普嘉努、（旧名蒲家奴。）金源郡王萨尔罕、（旧名撒离喝。）兖国公刘彦宗、特进乌楞古、（旧名斡鲁古。）齐国公韩企先并特进实实，皆功臣最著者也。《阿里布传》（旧名阿离补。）又载代国公罕都、（旧名欢都。）金源郡王实图美、（旧名石土门。）徐国公珲楚、（旧名浑黜。）郑国公们图珲、（旧名谩都诃。）濮国公实古讷、（旧名石古乃。）济国公芬彻、（旧名蒲查。）韩国公锡默阿里、（旧名斜卯阿里。）元帅左监军巴尔斯、（旧名拔离速。）鲁国公富察实嘉努、（旧名蒲察石家奴。）光禄大夫蒙古、（旧名蒙适。）隋国公和尼、（旧名活丈。）特进托克索、（旧名突合速。）齐国公博勒和、（旧名婆卢火。）仪同三司乌雅富埒珲、（旧名蒲卢浑。）仪同三司阿里布、（旧名阿鲁补。）镇国上将军乌凌阿托云、（旧名乌林答泰欲。）太师领三省事勖、太傅大{白大}、大兴尹持嘉晖、（旧名赤盏晖。）金吾卫上将军马武、（旧名马五。）骠骑卫上将军韩常、谭国公阿里布，共二十二人，此又多景祖、世祖开国时立功最著者也。大定十五年，又图赫舍哩种塔、赫舍哩良弼。泰和元年，续图石琚。此一朝策勋典故也。 ○金用兵先后强弱不同 金之初起，天下莫强焉。盖王气所钟，人皆鸷悍，完颜氏父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余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观郦琼之论宗弼曰：“江南诸帅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召军旅，易裨校，则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谕之，谓之调发。今元帅亲临督战，矢石交集，而指麾三军，意气自若，将士视之，孰敢爱其死乎？”（《琼传》）宋吴亦谓，金人用兵，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所以能制胜。（《宋史 传》）饶风岭之战，金人重铠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吴》、《刘子羽传》）观此可以知当日兵力之雄悍矣。正隆用兵，去国初未远，故大定之初，尚能攻击江、淮，取成于宋。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将相既不知兵，而猛安谋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则习于晏安，继则困于饥乏，至泰和之末，与宋交兵，虽尚能扰淮、楚，捣环、庆，然此乃宋韩胄之孟浪生事，易于摧败，而非金人之不可敌也。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每战辄败，去燕迁汴，弃河北于不问。二十余年间，惟完颜陈和尚太昌原、倒回谷二战，差强人意，其余则望风奔溃，与辽天祚、宋靖康时之奔降如出一辙。当时刘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卫，委疲懦以出战，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可想见是时兵力之积弱矣。兴定南侵，虽据《完颜赛不》、《讹可》、《乌古论庆寿》、《纥石烈牙吾塔》等传，屡侈战功，然《宋史》《赵方》、《孟宗政》、《扈再兴》等传，亦言屡败金兵，则《赛不》等传所云克捷者，盖亦非实事也。《完颜合达传赞》谓，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绝书，而地不加辟，杀伤相当，君子疑之，盖已见国史侈功之不足信。至如唐州之役，丧师七百，主将讹论（今作额林。）匿之，而以捷闻，为御史纳兰所劾，宣宗但奖御史敢言，而讹论置不问，此尤掩败为胜之明据也。由是相习成风，肆为欺饰。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虢，移剌蒲阿（今作伊喇布哈。）遇其游骑，获一人，辄以捷闻。（《蒲阿传》）八年，禹山之战，蒙古兵稍却，合达辄以大捷奏。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炅之祸，可胜言哉！”盖以为实然也。是时民间避兵者方欲保险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动，不二三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杀，皆为捷书所误云。（《合达传》）是不惟遇敌辄败，而并讳败报捷，习以为常。统前后观之，其始也以数千人取天下而有余，其后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则承平之世，安不忘危，搜练军实，振作士气，岂非国家急务哉！（按禹山之战，据《元史 拖雷传》，是日大雾迷道，为金人所袭，杀伤相当。是合达之奏捷亦尚非全虚也。） ○金初汉人宰相 《韩企先传》，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号。（传赞谓仿辽代南、北面官僚制度。）太宗初年，无所更改。及张敦固伏诛，移中书省、枢密院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又移置于燕。凡汉地选授官职，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自时立爱、刘彦宗、韩企先官为宰相，其职皆如此。故规为施设，不见于朝廷之上，惟治官政，庀民事，内供京师，外给转饷而已。后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从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始置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为尚书右丞，汉人为真相自此始。（按元遗山作《张万公碑》云，金制自尚书令而下，有左右丞相为宰相，尚书左右丞为执政官，凡内族外戚及国人有战功者为之，其次则黄人，又次则参用汉进士，不过以示公道而已。无相权也。） ○金俗重马 金初以战争开国，故最重马。景祖方为部长时，有黄马，服乘如意。景祖没，辽贵人争欲得之，世祖曰：“难未息也，马不可与人。”遂割其两耳，谓之秃耳马，辽人乃弗取。（《阿疏传赞》）时兵力尚微，桓、散达方强。欲得盈哥之大赤马及辞不失之紫骝马，世祖亦不许，遂战败之。（《桓》、《散达传》）康宗薨，太祖即位，辽使阿息保来吊。阿息保径株岭所，阅赠马，欲取之，太祖大怒，将杀之，宗雄谏而止。（《世纪》）阿离合懑将死，太祖往问疾，问以国家事，对曰：“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当禁止之。”（《阿离合懑传》）观此可见金源氏之重马也。军旅之事，全恃马力，此固有国家者所当留意耳。 ○金以坏和议而亡 宋南渡后，至绍兴七八年间，盗贼尽平，韩、岳诸将兵力亦渐强盛，可以有克复中原之势，故时有以和议为非者，然卒以和议而得偏安。其后正隆南侵，开禧北伐，亦皆以议和罢兵息事。迨贾似道讳和主战而国亡矣。盖事势当危急之时，不得不谨畏睦邻，图存于亡，若犹仗虚骄之气，必误国事也。金宣宗当蒙古兵围燕京时，遣完颜承晖等往军前行成，已解围矣。后以迁汴之举，致蒙古藉口，再起兵端，残破河北，蹂躏关陕。至哀宗即位，群臣言可因国丧遣人报哀，副以遗留物，因而与之讲解。哀宗下省院议，而当国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势，谓朝廷先遣使，则于国体有亏，遂止。（《合达传》）正大六年，蒙古兵围庆阳，哀宗命陕省犒以羊酒，为缓师计，北中亦遣唐庆来议和，先遣小使斡骨栾至行省。时适有太昌原之捷，移剌蒲阿等志气骄满，谓使者曰：“我已准备军马，可傈饿战。”斡骨栾归，以其语奏蒙古主，遂怒不可解，统大兵入陕。（《牙吾塔传》）是时金兵不复南侵，宋人亦有继好之意。正大八年，行省忽以札付下襄阳制置司，约同御北兵，且索军饷。札付者，上行下之檄也，于是宋制置使陈该遂怒辱使者，而宋之和好又绝。蒙古围汴，哀宗遣曹王讹可出质乞和，已退兵矣。而飞虎军申福、蔡元又擅杀北使唐庆等，于是蒙古之和议又绝，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时势，徒恃虚气，以速灭亡也。金之先以和误人，而其后转以不和自误，亦岂非一代得失之林哉！ ○九公十郡王 宣宗畏蒙古兵之逼，南迁于汴，河朔残民往往自相团结，各保一方。朝议择其中有威望者，假以事权，能复一道，即授以本道观察使，能捍州郡，即授以兵佐，于是封建之议起。兴定四年，封沧海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使燕宁为东莒公，是为九公府。其中武仙最富强，张开次之，余皆各保一方。其后日渐摧败，如郭文振徙卫州，至不能军，但寓于卫。张开不能守潞州，闲居南京，部曲离散，名为旧公，实与匹夫无异。此九人外，又有史咏亦为平阳公，乃胡天作死后，咏继之而封者。传赞谓他书所载，有沧海公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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