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他传者，世祖问徐世隆以尧、舜、禹、汤为君之道，世隆取书传以对，帝喜曰：“汝为朕直解进读。”书成，令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曹元用奉旨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元明善奉武宗诏，节《尚书》经文，译其关于政事者，乃举文升同译，每进一篇，帝必称善。虞集在经筵，取经史中有益于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译润之际，务为明白，数日乃成一篇。马祖常亦译《皇图大训》以进。（皆见各本传。）是凡进呈文字必皆译以国书，可知诸帝皆不习汉文也。惟裕宗为太子时，早从姚枢、窦默受《孝经》。及长，则侍经幄者如王恂、白栋、李谦、宋道等，皆长在东宫备谘访。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见，太子谕令入学，伯必即令入蒙古学，逾年再见，问所读何书，以蒙古书对，太子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此可见裕宗之留心学问，然未即位薨。以后如仁宗，最能亲儒重道，然有人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则其于汉文盖亦不甚深贯。至朝廷大臣亦多用蒙古勋旧，罕有留意儒学者。世祖时，尚书留梦炎等奏，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乃以崔为江淮行省左丞。（《传》）李元礼谏太后不当幸五台，帝大怒，令丞相完泽、不忽木等鞫问，不忽木以国语译而读之，完泽曰：“吾意亦如此。”是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如小云石海牙、勃术鲁、夔夔萨都剌等，固当为翘楚矣。
○元初郊庙不亲祀
元太祖以来，无郊庙亲祀之礼，惟割牲奠马氵重，以蒙古巫祝致词而已。世祖始设神主于中书省，用乐遣官致祭，已从中书省迁神主于圣安寺。中统四年，始诏建太庙于燕京，迁神主奉之，而规制未备。至元十四年，太庙成。然成宗初，有司造世祖、皇后玉册成，请纳诸各室，帝曰：“亲享之礼，祖宗未尝举行。其以册来，朕躬祝之。”（本纪）是成宗以前无此礼也。武宗至大元年，以受尊号，始躬谢太庙，而时享尚未亲祀。至大二年，尚书省及太常奏，南郊之礼已行而未备，北郊之礼尚吸顿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请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请以世祖配，从之。（本纪）然考是年，初未有亲郊之事也。迨至大三年冬，始有事于南郊，尊太祖配天。英宗至治元年，丞相拜珠（旧名拜住。）奏，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庙于大都，至今四十年来未尝亲享。帝悦曰：“朕能行之。”乃敕有司定仪制。是冬始有事于太庙，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崇天门，行事至仁宗太室，即流涕，左右感动。诏曰：“一岁惟四祀，使人代之，实所未安，岁必亲祀，以终朕身。”（见本纪及《拜珠传》。）此新祀太庙之始也，而南郊仍未亲享。泰定帝时，赵师鲁疏请亲祀郊庙，帝曰：“朕遵世祖旧制，其命大臣代之。”是不惟南郊不亲享，即太庙亦仍不亲祭矣。（本纪及《师鲁传》）文宗至顺元年，始服大裘衮冕，亲祀天于南郊。顺帝至元五年，亲礻卒太室。至正元年，又服衮冕祭太庙。至宁宗室，问曰：“朕，宁宗兄也，当拜否？”太常博士刘闻对曰：“春秋鲁闵公为君时，僖公尚为臣，僖公即位，未闻不拜。”帝乃拜。是月亦亲祀上帝于南郊。（本纪）统有元一代，亲祀太庙，亲享上帝，惟武宗、英宗、文宗、顺帝四君而已。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
元世祖定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其次，在内者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台、宣慰司使、廉访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皆以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 百官志序》）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中书省为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时以契丹人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弘州人杨惟中继之，楚材子铸亦为左丞相，（元制尚右。）此在未定制以前，至世祖时，惟史天泽以元勋宿望，为中书右丞相。仁宗时，欲以回回人哈散为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勋旧，故力辞，帝乃以伯答沙为右丞相，哈散为左丞相。太平本姓贺，名惟一，顺帝欲以为御史大夫，故事台端非国姓不授，惟一固辞，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后仕至中书省左丞相。终元之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尚系回回人，其汉人止史天泽、贺惟一耳。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先有右丞二员而无左，后以崔言，始设左丞，故汉人亦得居之。如赵世延本雍古族，延元年，省臣奏参政用儒者，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雍古氏，非汉人，其署宜居右。”可见汉人不得居右。）有参知政事，则汉人亦得为之。（如王文统、李孟俱为平章，许衡、姚枢、张文谦俱为左丞。）其时亦称宰执。（如王文统为平章，窦默曰，此人心术不正，不可为宰相是也。成宗欲以宦者李邦宁为行省平章，辞曰：“臣奄腐余生，何堪当宰辅之任。”）然中叶后，汉人为之者亦少。《顺帝纪》，至正十三年，始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是时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见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诏也。（《韩元善传》，顺帝时，丞相托克托奏事内庭，以事关兵机，而元善及参知政事韩镛皆汉人，使退避勿与俱。则虽参用汉人，而机密仍不得与也。）《郑鼎传》，鼎子制宜为枢密院判官，车驾幸上都，旧制枢府官从行，岁留一人司本院事，汉人不得与，至是以属制宜，制宜力辞。帝曰：“汝岂汉人比耶！”竟留之。可见枢密属僚掌权之处，汉人亦不得与也。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既见《太平传》而世祖初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钜夫传》）可见未下诏以前，御史中丞之职，汉人亦不得居也。中书省分设于外者曰行省，初本不设丞相，后以和林等处多勋戚，行省官轻，不足以镇之，乃设丞相，而他处行省遂皆设焉。《董文用传》，行省长官素贵，同列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文用至，则坐堂上，侃侃与论。可见行省中蒙古人之为长官者，虽同列不敢与讲钧礼也。《成宗本纪》，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文宗本纪》，诏御史台，凡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厕于廉访司者，仅五之一也。其各路达噜噶齐（旧名达鲁花赤。）亦以蒙古人为之。至元二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噜噶齐，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其诸王驸马分地，并令自用达噜噶齐。仁宗始命以流官为之，而诸王驸马所用者为副，未几仍更渡制。文宗诏诸王封邑所用达噜噶齐，择本部识治体者为之，或有冒滥，罪及王相，然亦未闻有以汉人为之者。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重国姓之制也。
○元初州县多世袭
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袭。如石天禄为征行千户，既卒，子兴祖袭千户。刘敏为郎中，年老，宪宗命其子世亨袭其职。谭澄父资荣为元帅，因病举弟资用自代，资用卒，澄又袭职。綦公直老，以其子蒙古台（旧名忙古台。）袭万户。赵黑梓以门功袭元帅职。段直以所属乡社来降，命为潞州长官，世袭。洪茶邱为高丽军民总管，其子万袭职，仍佩其父虎符是也。然此法可行于朔漠，而中原则必用流官。故世祖时，廉希宪疏言，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宋子贞亦疏言，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姚枢亦疏言，今当慎铨选，则不专世爵而人才出。于是始议行迁转法，至元二年，遂罢州县官世袭。四年，又罢世侯，置牧守。先是祁州、河南、陕西乃世祖为皇太弟时所封地，因姚枢等言，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选人以居职，始有吏治，固已行之有效，故至是因希宪等言，遂改世袭旧制也。又元初百官皆无俸禄。《陈传》，中统时，百官未给俸，多贪暴，独能以清慎称。至是姚枢又疏奏，当班爵禄，则赃秽塞而公道开。宋子贞亦疏请给俸禄，定职田。乃从之。后崔又奏，乞将诸路大小各官有俸者量增，无俸者特给，于是各官皆有俸入及职田之收。此又百官给禄之始也。
○元州县官多在外铨选
至元二年，始罢州县官世袭，遣宋子贞、耶律铸至山东，迁调所部官。（《子贞传》）及平宋后，诏两广、福建五品以下官，从行省就便铨注。寻又诏云南省所辖州县官，依福建、两广例，省、台委官铨选，以名姓闻，随给授宣敕。此各行省自选之制也。立法之始，省选公明，量才授职，多得其人。故李稷谓，下县尹多从吏部铨注，或非其才，宜并归省选。（《李稷传》）盖是时中简之缺仍归部选，而繁剧者听外省迁调，故部选转不如省选之量能而授也。其后以省选多弊，乃有遣使监选之例。成宗初，命中书省遣使监云南、四川、海北、海南、广西、两江、广东、福建六品以下选。文宗时，敕中书省、御史台，遣使至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诸行省，迁调三品以下官，则并及于三品大员矣。顺帝时，中书省臣言，江南因盗贼阻隔，所在缺官，宜遣人与各行省及行台官，以广东、广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迁调，五品以下，先行照会之任，福建等处亦依此例，从之。则并邻省通融迁调，亦委之监选者矣。
元代专用交钞
交钞之起，敝讼宋绍兴初，造此以召募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较铜钱易赍，民颇便之。稍有滞碍，仍用现钱，尚存子母相权之意。（《元史 刘宣传》）金章宗时，亦以交钞与钱并行。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易一饼，民力困而国用亦穷，（《耶律楚材传》）此钞之极弊也。（案金章宗始用钞。宣宗先用贞宝券，未几积轻，又制贞通宝，凡一贯当贞宝券千贯。哀宗时，更造兴定宝泉，每一贯当通宝四百贯。）元太宗八年，始造交钞。世祖中统元年，又造中统元宝交钞。据《食货志》，其法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钞之文。以十计者，曰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二贯准白银一两。行之既久，物重钞轻。至元二十四年，乃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抵中统钞五贯。武宗时，又造至大银钞，后废不行。终元之世，常用中统、至元二钞。每年印造之数，自数十万至数百万不等，亦见《食货志》。钞虽以钱为文，而元代实未尝铸钱也。武宗时曾行钱法，立泉货监领之。仁宗以鼓铸弗给，仍废。故有元一代专用钞。其所以能行用者，各路立平准行用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每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出库二贯五分。金一两，入库二十贯，出库二十贯五百文。是民之有金银者，可赴库换钞；有钞者，亦可赴库换金银也。又立回易库，凡钞之昏烂者，许就库倒换新钞，增工墨费每贯三分。换存之昏钞则解部焚烧。隶行省者，行省委官监烧之。是钞之敝坏者，可赴库易新钞也。至元四年，世祖诏诸路民间包银听以钞输纳，惟丝料入本色，非产丝之地亦以钞输。中书省臣又奏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制曰可。是丁钱田赋皆可以钞纳也，此所以通行天下也。然钞虚而物实，虚者积轻，势所必然，故赵孟ぽ言，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轻重相去已数十倍，故改中统为至元，二十年后，至元必复如中统矣。今就《元史》各传参核之，卢世荣以钞虚闭回易库，钞有出无入，民间昏钞遂不可行。其后监烧昏钞者欲取能名，率以应烧昏钞指为伪钞，使管库官吏诬服。（见《许有壬》、《韩若愚传》。）由是回易库不敢以新钞易昏钞，（《张养浩传》，民持昏钞赴库倒换者，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而民间所存昏钞又不能纳赋税，易货物，于是遂成废纸矣。且板纸印造，尤易滋伪。铅山多造伪钞者，有豪民吴友文为之魁，远至江淮、燕蓟，莫不行使，遂致大富。是利权且归于奸民矣。（《林兴祖传》）又奸民以伪钞钩结党与，胁人财物，官吏听其谋，株连者数千百家。（《黄潜传》）是刑罚亦由此日繁矣。古者以米绢为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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