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令人负归，脱去钳锁，是赵执子兴而彭脱之也。其后帝总兵和阳，德崖求寄居，子兴至，其兵与德崖兵斗，子兴执德崖，德崖兵亦执帝，犹以此宿憾也。《明史 郭子兴传》不从《鸿猷录》而专用《皇朝本纪》，较为确核。 ○刘继祖汪文 《玉牒》又云，帝父母死，无食，时年十七，入皇觉寺为僧，邻人汪文助为之礼，事高彬为师。此即碑所云，汪氏老母，为余筹量，遣子相送，备礼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汪文盖即汪媪之子。《鸿猷录》亦谓，帝从汪媪议，托身皇觉寺，汪媪为少具仪物，师事僧高彬。郑晓《今言》云，凤阳皇陵有奉祀二人刘氏、汪氏。徐祯卿《翦胜野闻》云，帝念刘大秀施地之惠，封为义惠侯。又感汪媪之意，敕授世官，令卫皇陵。（《明吏）作刘继祖，又云，帝平淮安后至濠，赐故人汪文、刘英粟帛。） ○张士德之擒 按陆深《平吴录》云，徐达攻常州，张士诚遣其弟士德来援。士德败走，遇坎坠马被擒。《皇朝本记》则云，徐达破张士诚兵于宜兴湖桥，擒其弟张九六。（即士德，今《明史 徐达传》则云，擒士德于常熟。） ○刘福通被杀 陆深《平胡录》，至正十九年，刘福通以宋主韩林儿走安丰。二十三年，张士诚遣吕珍破其城，杀刘福通。而《平吴录》则云，帝率常遇春等救安丰，珍败走，福通奉韩林儿退居滁州。按二录皆陆深所著，而一则云福通被杀，一则云福通奉其主居滁，何舛错如此？高岱《鸿猷录》则云，珍攻安丰急，刘福通遣使求救于建康，上亲率诸将救之。至则珍已破安丰，杀福通。上遂以林儿还金陵云。按是时群雄多奉林儿龙凤年号，明祖亦用之，令下则云“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己居然天下共主矣。福通其宰相也，权位并在明祖之右。吕珍已为明兵所败，并获元将忻都，走左君弼，使福通不死，必仍奉林儿据大位，以号召天下，其肯退居于滁，寄人篱下耶？是珍之杀福通，自是实事。福通既死，明祖奉林儿居滁，则已在掌握中。不逾年，林儿死，遂改年为吴元年。《廖永忠传》并谓，永忠迎林儿还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则《鸿猷录》所云奉林儿还金陵者亦误也。 ○明祖之取江州 《明史 赵德胜传》，至正癸卯，太祖西征陈友谅，破安庆水寨，乘风槊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谅始知，仓皇遁去，是友谅不及战即往武昌也。《刘基传》亦云，明祖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基请径趋江州，遂悉军西上。友谅出不意，帅妻子奔武昌。亦见《国初礼贤录》。然御制《西征记》，抵皖城，寇舟不战，水陆固守。我师遂宵书弗停，次日午后，直抵浔阳，与彼交战，再冲再折，若此者三，彼负而我胜，友谅逃遁，遣将伏降。是明兵到时，友谅亦曾拒战，既败而逃，当以《西征记》为准。（按《明史 廖永忠传》，是时永忠从攻江州，州城临江，守备甚固。永忠度城高下，造桥于船尾，名曰天桥，以船乘风倒行，桥附于城，遂克之。是不惟交战，抑且攻城，使友谅不待战即仓皇遁去，又何用造桥于船尾方攻破城耶？） ○徐达纵元君之误 陆深《玉堂漫笔》，徐达之蹙元顺帝于开平也，开一角使逸去。常遇春怒无大功，达曰：“是尝君天下，将裂地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则纵之固便。”徐祯卿《翦胜野闻》亦谓，达追顺帝，忽传令班师，遇春大怒，驰归告达反。达料遇春归必有谮言，乃亦引军归，别白此事，谓若执以归，将焉用之云云。按洪武元年，达、遇春至通州，以八月庾午克元都，顺帝已于七月丙寅开建德门北走，固未有故纵之事。二年春，达方在陕西，戡定巩昌、临洮、庆阳等处。遇春以通州有元丞相也速来窥伺，乃与李文忠还师北平。既败元兵，遂追入开平，顺帝已北走沙漠。遇春归，亦卒于柳河途次。是开平之役，达未在行，遇春亦无归朝面奏之事。且达小心恭谨，当平江攻张士诚时，遣使请事，帝嘉其忠，而以“将在外，君不御”勉之。胡德济从征扩廓，违令致败，当斩，达以功臣胡大海之子，械送京。帝曰：“将军效卫青不斩苏建耳，继自今毋姑息。”是达之不敢自专可知。况灭国大事，敢故纵其君乎？《明史》谓上幸汴梁时，达密请于帝，谓元主若北走，将穷追之乎？帝曰：“元运衰矣，行自澌灭。出塞之后，慎固封守可也。”此事较为得实，然达并未追顺帝也。陆、徐著述颇可观，此事乃谬误如此，盖徒得之传闻，而未尝见实录也。 ○新月诗 黄溥《间中今古录》，明祖尝试诸子《新月诗》。懿文太子云：“虽然未到团夜，也有清光照九州。”成祖云：“谁将玉指甲，掏破青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郑晓《今言》则以影落江湖为建文君所作。盖世所传《从亡录》，建文窜迹西南，终免于祸难，似其诗忏也。 ○通州粮运京二传所载不同 土木之变，英宗既北狩，也先将入寇，朝议欲焚通州仓，以绝寇资。后令京军自运到京，不数日京师顿足。《明史 周忱传》以为此议本出自忱，《于谦传》则又以为出自谦。盖《忱传》本之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谓忱适以事至京，令军士预支半年粮，俾自往取，何至付为煨烬。《谦传》则本之陈沂《畜德录》，谓国之命脉在此，传示城中，有力者尽取之。高岱《鸿猷录》亦谓，谦令军士预支月粮，以赢米为之直。此各记所记者也。盖本忱建此议，而谦奏行之耳。 ○于谦王文之死 黄溥《间中今古录》，英宗复辟时，石亨等诬王文、于谦谋迎立外藩，坐以大逆，将肆之市。谦连呼皇天后土，文但云，今已到此，伸起头傈锻砍，连呼何为，久自明白。是文之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过于谦远矣。然《明史》、《文》、《谦》二传，谦并无皇天后土之呼，文则力辨召亲王须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马牌，内府、兵部可验也。谦笑曰：“亨等意耳，辨之何益！”是从容就死者谦，而自辨冤枉者乃文也。盖又各就其平日之人品而系以盖棺定论耳。 ○喜宁之擒 《明史 于谦传》，英宗陷虏时，有叛阉喜宁降也先，为之谋主。尝导之入寇，邀大臣出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后随出塞，又嗾扰宁夏等边。谦密令大同守将禽而戮之，是谦授计之功也。《杨俊传》，中朝患喜宁，购禽斩宁者银二万两，爵封侯。为都指挥江福所获，宣府参将杨俊冒其功，景泰帝以边将职所当为，仅加左都督，赐金币。后事白，夺俊冒升官，别赏江福，是江福擒叛之功也。然阅《正统北狩事迹》、尹直《北征事迹》、高岱《鸿猷录》等书，则不惟杨俊冒功，即江福亦非功首，其始谋乃英宗也。英宗在北，以宁数嗾也先扰边，则和议不可成，和不成则己无还期。会欲遣使至宣府索春衣，嘱也先以宁往，而使军士高磐随行。密以手谕书木片，缚磐髀股间，使以示俊。俊与宁饮城下，磐即抱宁大呼，遂缚送京师伏诛。（盖福是磐抱宁时手缚之者。）则俊与福之功皆属幸得，而又系之于谦，盖以其忠诚为国，凡有善事皆归美焉耳。（高磐，《北狩事迹》作高斌，《北征事迹》作高旺。） ○曹吉祥江彬 太监曹吉祥从征云南、福建，朝命以诸降夷之安插畿甸者随行，既还京，吉祥皆结以恩为爪牙。其侄钦官锦衣卫指挥使，封昭武伯。钦弟铉、钅睿、铎皆至大官。英宗复辟时，钦曾以此辈夺门，冒功得官，至数千人。石亨败，冒功者皆革，此辈又为吉祥所庇得免。吉祥招权纳贿，肆无忌，上寝疏之。钦亦以恣横失上意，别以卫事委任逯杲。于是吉祥钦谋为乱。天顺五年七月初二夜，将以明日五鼓，禁门开，率诸番将一拥而入，吉祥于内应之，可以得志。会有马亮者，告变于恭顺侯吴瑾，瑾与怀宁伯孙镗，二鼓从门隙中密本奏入，遂执吉祥于内廷，钦等不知也。及期，百官方至待漏院入朝，而门不启。钦知事泄，乃与诸弟率番将伯颜普华等，先至杲家杀杲，并杀瑾及都御史寇深于朝房，又刃伤大学士李贤。镗等闻变，率兵来，大战于长安街，吉祥、钦、铉、钅睿、铎、伯颜等皆伏诛。使非镗、瑾等刺闺告变，祸几不测矣。然亦有不可解者，吉祥方密应于内，镗、瑾等虽奏入，岂不能拦截，弗使上闻？何以能直达御前，遂至被执？及观李贤《天顺实录》，乃知吉祥不通文墨，未尝掌司礼监，故章奏不经其手也。（《明史 吉祥传》，却称其掌司礼监，然李贤系同时人，自当以贤说为准。）武宗嬖江彬为义子，自通州回京，彬将边兵扈行，而帝已病，彬矫旨改团营为威武团练营。及帝崩，大学士杨廷和虽令中官密启皇太后谋诛之，然近在肘腋间，何以能束手就缚？及观箬陂《继世纪闻》。及唐枢《国琛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是时廷和方惧其为变，谋之于王翱，翱请于遗诏内叙边兵扈从南巡之劳，而离家日久，俱令至通州给赏，散归。于是彬左右无人，遂不能脱。此一说也。高岱《鸿猷录》则云，武宗崩，廷和等礻必不发丧，以武宗命召彬入，遂就擒。此又一说也。按彬日侍豹房，不离左右，岂有帝崩而犹不知者。《明史 杨廷和传》，是时彬拥重兵在肘腋，知天下恶之，心不自安。其党李琮劝以家众反，不胜则走塞外，彬犹豫吸饿。廷和谋以皇太后命捕诛彬，因题大行铭旌，乃与中官温祥等谋，胁司礼魏彬入奏皇太后，良久未报，顷之报曰，彬已擒矣。又《明史 佞幸传》，帝崩，江彬称疾不出，衷甲观变。会坤宁宫安兽吻，皇太后传命江彬与工部尚书李铭祭神，以礼服入，家人不得从。祭毕，中官张永留饭，皇太后诏至收彬，彬遂不能出。此盖当日实事，诛彬在武宗晏驾数日后，初非礻必不发丧，即日诱诛彬而后成服也。盖彬虽有不轨谋，而素无布置，是以廷和等得乘间除害耳。 ○明代宦官先后权势 明内监故事，永乐中，差内官至五府、六部禀事，内官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则下马旁立。今则呼府部官如属吏，公侯驸马途遇内官，转回避矣。（陆容《菽园杂记》）张吏侍廷祥云，内阁待中官之礼凡几变，天顺间，李贤为首相，司礼监巨至者，以便服接见之，事毕，揖之而退。彭文宪继之，门者来报，必衣冠见之，与之分列而坐，太监第一人对阁老第三位，常虚其二位。后陈阁老文则送之出阁，商阁老辂又送之下阶，万阁老安则送至内阁门矣。今凡调旨等事，司礼者间出，或使少监等传命而已。（陆深《金台记闻》）太监至，阁臣迎之于花台，送之止中门。李西涯告王鏊云，此定例也。（陆深《玉堂漫笔》，又见王鏊《震泽长语》。）朱象元云，有一顺门上内官云，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凡几变，昔日张先生（孚敬）进朝，我辈俱要打恭。后来夏先生，（言）我们只平眼看著。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恭恭手才进。（何良俊《四友斋从说》）此阁部大臣与内官交接先后不同之大概也。至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则有长跪叩头，呼九千岁者矣。 ○权奸黩贿 《震泽长语》，正德中刘瑾籍没时，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七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箬陂《继世纪闻》，刘瑾时，凡有贿赂一千曰一干，一万曰一方，后渐增至几干几方矣。）《留青日札》，嘉靖初籍没钱宁，金七十扛，共十五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鸿猷录》，江彬籍没时，入公帑者黄金七十柜，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柜二千两。《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房，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史孙丕扬所抄嵩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而所估价又不过十之一，即如裘衣共一万七千四十一件，仅估银六千二百五两零，帐幔被褥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件，仅估银二千二百四十八两零，则其他可知也。计其值不下数十倍。此外又行赂于权要者十二三，寄顿于亲戚者十三四云。（《明史 严嵩传》，嵩籍没时，黄金三万余两，白金百余万两，他珍宝不可数计，盖犹少言之也。） ○明代科场之弊 唐寅举乡试第一，与江阴富人徐经同举，遂同入京会试。寅故有才，梁储为延誉于程敏政。适敏政与李东阳同主会试，策题以四子造诣为问，乃是许鲁斋一段文字，见刘静修《退斋记》，通场士子皆不知。敏政得二卷，独条对甚悉，将以为魁；而寅出场后，亦疏狂自炫。给事中华遂劾敏政鬻题。时榜未发，诏敏政毋阅卷，其所录令东阳复阅，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东阳以闻。言者犹论不已，敏政、、寅、经俱下狱，坐经尝谒见敏政，寅尝乞敏政作序文，俱黜为吏，敏政亦勒致仕。（见《明史》、《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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