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得阙之？《汉书》皆立传。 景帝子为王者十三人，《史记》以同母者为一宗，作《五宗世家》。《汉书》则十三王各立传，而《河间献王传》详叙其好古爱儒，所积书与汉朝等。《鲁共王传》叙其好治宫室，坏孔子宅，广其宫，因得壁中古书。《史记》皆不载。《史记》张骞附《卫青传》后，寥寥数语而详其事于《大宛传》。《汉书》另立《骞传》。 《史记》李陵附《李广传》后，但云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与单于战，杀伤万余人。兵食尽欲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余人。盖迁以陵事得祸，故不敢多为辨雪也。《汉书》特为陵立传，详叙其战功，极有精采，并述司马迁对上之语，为之剖白。 《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次精彩，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魏禧谓固密于体，而以工文专属之迁，不知固之工于文盖亦不减子长耳。 ○汉书增事迹 《韩信传》，信贫时葬母，营高燥地，度其旁可置万家。《史记》以此事作赞，《汉书》则叙于传内。又增汉王使信击魏豹，信问郦生：“魏得无用田叔为将乎？”曰：“柏直也。”信曰：“竖子耳。”遂进兵。又增信既虏豹，使人请汉王，愿益兵三万，北举赵，东击齐，绝楚粮道，与大王会荥阳，汉王即与兵三万。《史记》但云：汉王遣张耳，与信北击赵代。 《楚元王传》，《史记》但载其封国生卒，及子孙承袭之事。《汉书》增元王少时也尝与穆生、申生、受诗于浮邱伯，后随高祖军中，出入卧内。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长安，与申公仍从浮邱卒业。申公好《诗》，为《鲁诗》；元王次之，其诗传号曰《元王诗》。并其孙戊袭位，初为穆生设醴，后竟胥靡申公等事。 《萧何传》，《汉书》增项羽负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汉王怒，欲攻羽，萧何力言不可，乃之国。 《王陵传》，《史记》吕后欲王诸吕，问陵，陵曰：“不可。”问陈平，平曰：“可。”《汉书》增陵责平负先帝约，及平自解之语。 淮南王安好文学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贤王也。《史记》世家开首即叙其以父厉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贤行，并其谏伐南粤一书最可传者，亦但载入《严助传》，而《安世家》内不载。《汉书》则增其好学，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多，中书八篇，言神仙黄白之事。武帝好文，每作报书，必令司马相如等视草。及安入朝，献赋颂等事。 《石庆传》，《汉书》增武帝责丞相一诏。 《李广传》，《汉书》增广斩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责，反加奖誉一诏。 《卫青传》，《汉书》增青初为平阳公主骑奴，及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主以夫曹寿有恶疾，当另嫁，问左右列侯谁贤，左右皆以大将军对，主笑曰：“是常骑从我，奈何用为夫。”左右曰：“于今尊贵无比。”遂以青尚主。案此事本在褚少孙《外戚世家》遗事内，史迁是时目击其事而不载入传，盖其时青正贵盛，不敢直书以取怨也。《汉书》盖即取少孙所补。 《公孙弘传》，《汉书》增弘没后为相者，李蔡等十余人尽诛，惟石庆得善终，正以见弘之能得君也。 《郑当时传》末，《汉书》增翟公罢官，宾客皆散，后复官，旧时宾客又将来，乃署其门，有“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等语。此本《史记》引之作赞语，已无甚关涉，而《汉书》增入《当时传》中，尤觉无谓。 ○汉书书恒山王 《汉书 吕后纪》，孝惠帝张后无子，取后宫美人子，杀其母，名之，立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太后称制。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四年，帝自知非皇后子，而所生母被杀，出怨言，太后乃废之，以幽死，更立恒山王弘为帝。太后崩，大臣以弘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共诛之。（《恩泽表》、《五行志》并云，皆吕氏子。《周勃传》亦云：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令孝惠子之。）由前所书则强等孝惠后宫子也，由后所书则皆非孝惠子也，此已属歧互。且先所书恒山王则不疑也，弘则襄城侯也，后忽云立恒山王弘为帝，更不明晰。据《史记》则襄城侯本名山，因常山王（即恒山王。）不疑薨，以山改封常山王，更名义，后立为帝，又名弘，始觉了了。此虽小节，亦见《史记》之密。 ○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 《汉书 武帝纪赞》谓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举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有三代之风。以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以加焉？”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因匈奴屡入寇，则使卫青七出塞，击，收入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孙敖筑受降城，徐自为筑五原塞，千余里列亭障，至卢朐，徙贫民实之。又使霍去病六出塞，击匈奴右地，降浑邪王，筑令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又使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自敦煌西至盐泽，起亭障，屯田于轮台、渠黎。此开境于西与北者也。使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取南粤，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此开境于极南者也。又使杨仆及横海将军韩说等击东越，东越人杀其王余善降，遂徙东越之民于江淮而空其地。此开境于东境者也。又使唐蒙、司马相如讽谕西南诸夷，继遣中郎郭昌、卫平等平南夷为柯郡，邛都为越隽郡，都为沈黎郡，冉ζ为文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夜郎、滇王先后入朝，以滇地为益州郡。此开境于西南者也。又使杨仆及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以其地为真番、临屯、乐浪、元菟四郡。此开境于东北者也。又使张骞等通西域，而三十六国君长皆慕化入贡。此开境于极西者也。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沦入外国而武帝恢复之者，如朔方、朝鲜、南越、闽越，秦时虽已内属，然不过羁縻附隶，至武帝始郡县其地也。并有秦所本无而新辟之者，西北则酒泉、敦煌等郡，南则九真、日南等郡，西南则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国，又秦时所未尝闻也。统计武帝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西域之通尚无与中国重轻，其余所增地永为中国四至，千万年皆食其利。故宣帝时韦玄成等议，以武帝丰功伟烈，奉为世宗，永为不毁之庙。乃班固一概抹煞，并谓其不能法文景之恭俭，转以开疆辟土为非计者。盖其穷兵黔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故宣帝时议立庙乐，夏侯胜已有“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之语。至东汉之初，论者犹以为戒，故班固之赞如此。其《西域传赞》亦谓光武闭玉门关，谢外国朝贡，虽大禹之叙西戎，文帝之却走马，殆无以过。其持论犹此意也。 ○汉帝多自立庙 西汉诸帝多生前自立庙。《汉书》本纪，文帝四年，作顾成庙。注：帝自为庙，制度狭小，若可顾望而成者。贾谊策有云，使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即指此也。景帝庙曰德阳，武帝庙曰龙渊，昭帝庙曰徘徊，宣帝庙曰乐游，元帝庙曰长寿，成帝庙曰阳池。俱见《汉书》注。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尚有楚怀王心、赵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韩王成、韩王信、齐王田儋、田荣、田广、田安、田市等。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绛、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 《汉书齐悼惠王传赞》云，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汉但为置丞相而已。此可见当日法制之疏也。今案悼惠初封，得自置二千石。（《悼惠传》）是二千石得自置也。田叔为人廉直，赵相言于赵王张敖，即以为郎中。（《田叔传》）是郎中亦自置也。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云：“大王逐汉所置相、二千石，而请自置，皇帝屈法许之。”是并得自置相矣。昭书又云：“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从蛮夷来归者内史县令主。”如曰：“御史以下皆王官也。”是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诸事矣。至景帝以梁孝王属官韩安国为梁内史，孝王则欲以公孙诡为之，窦太后诏不许，是时已在七国反后，故禁令稍严。武帝以衡山王骄恣，乃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则禁网更密矣。其后又有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贫者或乘牛车。（《悼惠传赞》）盖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 ○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 古无年号，即有改元，亦不过以某年改作元年。如汉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侯日再中以为吉祥，乃以明年为后元年。景帝即位之七年，改明年为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为后元年是也。至武帝始创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然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据《史记 封禅书》，武帝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明年，至雍，郊见五。以后则但云其后其后，而不著某年。下又云，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云光等号，乃元狩后重制嘉号，追纪其岁年也。不然则武帝六年即应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书元光几年、元朔几年，岂不简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后年耶？又案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后，但改为后元年而无复年号，盖帝亦将终矣。 ○汉儒言灾异 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即以六经而论，《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尚书》次之，《洪范》一篇备言“五福”、“六极”之征，其他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至《诗》、《礼》、《乐》盛于商、周，则已多详于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于暴秦，天理几于灭绝。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宗者。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昌邑王为帝无道，数出微行，夏侯胜谏曰：“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实未言，乃召问胜。胜对《洪范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谋上者。”光、安世大惊。（《胜传》）宣帝将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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