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球迷助威团在这天早上3点15分离开沈阳，这一天我起得很早，妻子在门口说：“我也看看这场球。”我说：“你在家里替我祈祷，中国队赢。”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有些沉重，那或许是很不好的感觉。我没有流露这种感觉，尽可能带着希望上路。
车队在高速公路上一点一点拉开了距离。沿途遇见了一起车祸：三辆汽车撞到一起，一辆小汽车的车头已经没了，挡风玻璃上有一个很大的洞，洞的边缘呈放射状形成几十条裂纹。我猜测一定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冲破挡风玻璃shè了出去，但愿这个人还活着。
到达金州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体育场外面有许多人，其中一些人手里捏着一沓一沓的球票，他们卖得很便宜。比原价格低了许多。二百八十元一张的票只要一百元。入场时遇到了很多麻烦，我的面包也被警察抓出去丢了。警察还用金属探测器在你身上探测。然后又有警察伸手在你身上摸一遍用口是很糟糕的感觉，跟你心爱的异性摸你完全不同，这种拍抚使你周身都会产生被虫子爬一遍的那种恐怖和恶心。
这一天金州赶上了晴朗的下午，看台上的球迷始终无法安静，鼓乐不时响起，还有人不停挥舞手中的旗帜。足球场是这里唯一安静的地方。绿色的草地和上边蓝色的天空还有看台上密集的球迷，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很特别的景致。我已经是第四回坐到体育场看球了。第一回是1985年的5月19日，那时候我出差去南方路过北京，一个朋友给了我去工体的球票。比赛输了。第二次是1990年夏天，我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混日子，刘毅然也是很痴的球迷。他买了大约六七张球票，我们一共去了和票数相当的人。比赛输了。第三次是1995年秋天，我和赵力群从阜新赶回沈阳，那天辽宁队迎战广州太阳神。比赛输了。一下子就到了1997年，张昕说他们的总编辑吉明刚打算送我一套球票。
我当然很高兴，但张昕送票来的时候我又开始犹豫，我说了前几次看球的不幸。张昕说：“事不过三，这一回肯定行。”一路上我老想着“事不过三”，但心里还是盼着中国队千万别先进球。我更愿意这场比赛以0：0结束。我把这个想法跟同车的一个记者讲了。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很乐观，认为中国队能赢。我当然也希望中国队能赢，但我不相信能赢，我认为我比戚务生更了解亚洲足球，而且相信我看的比赛比中国球员和教练都多，中国球员和教练的时间都花在比赛和训练上，我则有更多的机会通过电视看中国以外的比赛。我对杨一民带回的伊朗队情报深表怀疑，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伊朗队胜韩国纯属偶然这个结论的。
我有点崇洋媚外，对足球尤其如此，我确信德国足球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项目。它不可能选择低能的球员去自己的国家挣钱。代伊、巴盖里和阿齐兹能进入德国甲级球队可不是拉关系走后门的结果，这三个人构成了伊朗队的中轴线，这标志着一支球队形成了最坚强的脊梁。我不知道中国队靠什么去摧毁这条中轴，除非出现奇迹。
球迷们一直不肯安静，一直吹一种怪声怪气的喇叭。
北京来的球迷还在《中国足球报》上发表了倡议，大意是建设一个文明的主场。这一天他们也来了，集中在一个看台上，他们开始齐声喊北京球迷最顺口的“傻×”。口号声一下子把全场震住了，似乎每个北京之外的球迷都无法判断出这句“傻×”是不是文明的标志，他们只能默默地听北京人喊了四五回“傻×”。
此前我不知道北京球迷来了，这一回果真知道他们来了。我第一个反应是想到了他们在《中国足球报》上的那篇倡议书，然后想到这才真是一伙“傻×”，分明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让全国球迷瞧不起。果然有球迷开始起哄，哄得北京球迷很孤独，不是“傻×”是什么？
球赛开始的时候天色有些暗了，两国球员进场热身时享受了不同的待遇。伊朗人试图跟看客们交流中伊友谊，但被中国球迷狠狠地哄了一家伙。这没什么可指责的，主客场的全部内涵就在这种哄叫声中了。后来，我在凌晨两点多钟时回到家里。我非常饿也非常渴，我吃了一些很凉的东西然后喝了水然后进了卧室。妻子醒了，她说：“心里边难受吧？”我说不难受。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听现场录音。录音机里只有山呼海啸般的叫喊声，我感觉中一直是赢球时的声音。妻子说：“中国队进球的时候我乐得在地上乱蹦，真有点彪了。”她是辽南人，那一区域的辽宁人把发疯发傻都说成彪了。我没有说什么，心里别扭极了。妻子又说：“怎么能这样呢？让人家一下子进了四个球？”我说我不知道。她又说：“干吗让人高兴呢？莫不如开始就输两个了。”我说是这样。妻子又说：“伊朗队真的比我们厉害是不是？”我说是。这时候已经是天要亮的时间，她又说：“伊朗队员真吓人，眼睛跟狼似的。”我马上想起从望远镜里所看到的伊朗队那个代伊和巴盖里。我还回想起我在动物园里所见到的狼的眼睛，那是一种平静的冷酷的充满寒意和杀气的眼睛，它看着你仿佛你根本不曾存在，它似乎凝视着你身后的某种东西，你不寒而栗。是这样的，代伊和巴盖里就睁着这样的眼睛。妻子又说：“我们进了球怎么会是那样的表情？”我问：“哪样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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