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真的不行，就得琢磨怎么快点提高。”
王健林说：“明天打太阳神估计是赢了，这就是提前5轮夺冠。作为俱乐部当然高兴，但搁在全国就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低水平竞争拿100个冠军又怎么样？
打不了亚洲，万达就没有道理翘尾巴。”
这中间我们一直喝王健林的咖啡，其实我已经有几天没有休息好，连续十几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种状况搞得我非常疲乏，头昏脑胀注意力难以集中。我连续喝掉王健林一壶咖啡，大致相当于运动员赛前服用兴奋剂。建法的情况稍好些，但他肯定一直惦记着保龄球。在离富丽华不远的地方有一家保龄球馆，几个朋友在那里打保龄球，他们一边打一边等我们和王健林会见的结束。建法肯定早就坐不住了，要知道他对足球不感兴趣，完全是为了陪我采访才一遍一遍地听这些关于足球的谈话，那肯定是让他深感乏味的声音，我猜他比王健林更想打哈欠。
在没有见到王健林之前，我的确想单独写一写万达俱乐部，但和王健林两次见面之后，我告诉自己还不是时候。这只是某种直觉，按说根本不存在时机问题。
俱乐部是一个存在，什么时候都有理由成为某一本书的主角。但我还是觉得不是时候，直觉或许来自某个瞬间，而一个特别的瞬间肯定具有特别的意思。我很少分辨意义是什么，只是让自己服从直觉，多年来直觉从不欺骗我，我料想这一回也不会有什么意外。也有另一种可能，这不是直觉起作用，而是由四次赴大连积攒起来的细节作出的决定。我来这座足球城之后的总体感觉有些混乱，它越来越云里雾里，也越来越相互排斥。我还不知道它们的来源，但至少感觉到某种精神、观念和情感上的距离。
这应该说很糟糕。我要写的是足球，本不该进入这些更虚幻的领域，它容易偏离足球的轨道进入人性的领域，这肯定不是我所希望的，也是足球业内人士要愤愤不平的。
王健林说：“我也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万达要实现的东西最后还是取决于中国足球的大环境。”王健林补充说：“我会时不时有放弃的念头，这个念头让我非常难受。”
我想我知道他难受什么，像他这样难受的人肯定很多，比如说青岛的刘国江，上海的郁知非和吉林人洪峯，这些人感到难受的东西大致相同，但都无能为力。他们所能做的是搞好俱乐部带好球队写好他的书，每一项工作都应该是有价值的，俗话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了这个，我想自己受一些冷遇还是应该的。我的写作生涯在这一年突然有了新的内容，这让我很高兴。足球在我的生活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只是1997年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当我开始写文章给《球报》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喜欢那块绿色场地和黑白相间的皮球。我能回忆起自己曾经有过踢球的梦想，甚至认定会比那些国脚更智慧；我还曾经设想自己指挥国家队征战亚洲的情形，自信比现有的教练更有谋略。当然只是想想，想和做毕意是两码事，就如同说和写是两码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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