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别认识一些上海的和北京的文化人，发现京沪人之间从来互不买账。你要东我偏要西你要西我就偏要东，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就把自己看成文化前沿。我推测所谓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化便是在这种互不买账中命名的。依我看两种东西都只区别于细枝末节，说到底也还都是中国的，在本质上实在没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但京沪人就是不肯合流，在什么事上都要争个你高我低，于是两军相逢总是笑嘻嘻地打拳，一下一下往死里擂毫不手软。
如果按时下的说法把足球也算一种文化，便有了“国安永远争第一”和“申花永远领先一步”。相比之下，倒是冠军俱乐部不知道该怎样论第一，只剩下连续多少场不败了。”95赛季徐根宝把申花带上了冠军领奖台，最不服气的不是万达，而是国安的金志扬。”96申花没能拿冠军，国安却得了一个，虽然不那么值钱，但也算争了一口气。”97申花替徐根宝还欠账，一家伙让国安打了一个9：1。简直不是踢足球而是打篮球了，羞得范志毅想起来就要流泪，觉得自己的球队和自己没脸见人了。申花让上海人丢尽了脸，而北京球迷从此有了领先的谈资。本来京沪人都能言善讲，但这一回只剩下北京人讲话的份。上海人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只待有朝一日报仇雪耻了。但足球毕竟不是篮球，申花想赢国安9：1属于神话，正如大家所说，9：1空前绝后，日后申花即便赢了国安，国安人也会说：“有什么了不起，我赢过你9：1呢。”按说踢足球的胜负和下围棋的胜负一样，胜半目是运气，胜1目半就是实力，胜100目就是对手出了什么毛病，赢家和输家都不会觉得正常。但如果对手之间要赌气，胜多胜少就变得重要了。赵治勋看不上王立诚，每下一盘棋光赢不行，还偏要大赢，结果有大赢的时候，也有翻盘子的时候，弄得不出一盘名局。国安和申花之间的比赛也从来不出名局，双方在场上就是拼气，人仰马翻激烈异常，就是很难有上佳的技战术演出，谁是赢家都要想法子大赢才出气。”97的申花成了大输家，给中国职业历史写上了空前一笔，弄得灰头土脸没法子做人。
其实申花没有1：9那样糟糕，也没有“永远领先一步”那样好。
“大上海”的自恋情结和“皇城根”的自我膨胀同样是两支球队自我发展的障碍。谁能先走出这个窝子，谁就有可能真的领先真的第一，只是眼下还看不出谁有苗头。”95赛季的冠军冲昏了申花人的头脑，他们不满足于粗疏的“抢逼围”，但却由“抢逼围”带来了成绩。也就是徐根宝的“抢逼围”，使上海足球险些成为毁灭足球天才的葬身之地。申思在中国新一代球员中属于十分难得的天才，但由于徐根宝“抢逼围”只需要祁宏张勇一类的莽汉，才华横溢的申思只能做超级替补，如果不是安杰依，申思很难说有出头之日。红极一时的抢逼围很快就暴露出它的浅薄，”96赛季的申花只是靠”95余威才得以保全颜面。几乎所有报道都有申花的1：9败北归咎于斯托依科夫，我以为讲这种话的人要么心术不正要么是一些糊涂蛋，说灭中国人威风的话，斯托依科夫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上海申花，他其实是在替徐根宝回收这颗摔烂的卫星。徐根宝又一回放了卫星不去回收，自己利利落落走人，留下一群光会瞎跑的年轻人跟着保加利亚人重新学习现代足球。在斯托依科夫的调整下，申花已经慢慢开始讲究技术讲究理性，但球员们对足球的理解有偏差，强调了技战术又偷懒不练身体，反倒责怪洋教练不狠。如果不是俱乐部被”95赛季意外夺冠冲昏头脑，不给斯托依科夫施加太大的压力，申花原本可以慢慢进入轨道。其实申花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只是这些变化首先需要克服徐根宝留下的后遗症。成绩下滑本该是料想中的事，但俱乐部还是不能容忍，而斯托依科夫也同样承受不住了。
安杰依能使申花恢复活力，根本原因是俱乐部及时检讨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于是安杰依有了宽松的环境更有了来自俱乐部的信任和鼎力支持。说到斯托依科夫的性格软弱，其实这并非保加利亚教头的不幸，而是我们中国球员的不幸。一个活生生有血肉有头脑有脸面的成年人，为什么非得让人喊着骂着才肯卖力呢？难道咱中国人是天生的贱种不成？安杰依上任比徐根宝还要严厉，但老头子不靠骂人，他靠的是自己的真才实学。申思逐渐被培育成场上的核心，球员的位置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如今的申花队踢起球来既勇猛依旧同时又讲究战术配合，应该说是所有甲a球队中最有模样的一支。比起国安，现在的申花队是那种[jī]情和理智交融的球队，假以时日，它才是唯一有资格和万达叫板的球队，而且根本谈不到雞蛋碰石头碎了也要撞，它正逐渐具备挑战冠军的实力。
就我个人的好恶而言，一直喜欢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人，说到球队，我更喜欢申花的“洋务运动”讨厌国安的“爱国主义”。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上海申花称得上改革的前锋，他们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洋务运动”，很自觉地把自己和世界融为一个整体。国安其实也想洋务，但偏偏要摆出一副民族自尊的假面孔来。胜申花9：1，洋人打进了8个，如今又花了天价买进一个加拉伊，也不知道加拉伊替中国还是替巴拉圭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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