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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以来，裁判问题一年比一年让人气恼，误判错判反判漏判都是很难避免的，但更让人们气恼的是吹黑哨。所谓黑哨，已经伴随着贪赃在法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喊叫“打假”，但却一直没能打住任何一个黑哨。到了1997年，不仅没能使怨声平息，反倒更加高涨起来。
”95赛季有个戴宇光，还有中巴对抗赛时的黄钢；”96赛季出了川鲁之战的于敬仁；”97赛季最大的黑哨嫌疑被新闻界指定为浦东和建业之战的执法官刘庆伟，还有国安万达之战的主哨王学智，上海万达之战的主裁王燕春。
我很同意新闻界的普遍说法：中国裁判的职业道德水平比业务水平更低。如今的问题是没有谁能抓到确凿的证据。其实国外的足坛同样也存在行贿受贿问题，也只能在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才能治罪。中国足协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非理性非法治方法不仅不能起作用，反倒使吹黑哨变得巧妙而肆无忌惮。比如说足协曾经用“莫须有”原则吓唬裁判，但足协也并不真正有胆量凭“莫须有”这个荒唐规则定罪，更要紧的是足协自身屁股不干不净，处理起乱子来当然也就不能理直气壮。比如”96赛季前卫寰岛总是主场得点球，舆论界的批评铺天盖地，但足协一直没有反应；比如说”97赛季新闻界一致怀疑主裁建业浦东之战的刘庆伟吹黑哨，足协还是一言不发。人们都知道最后两轮比赛决定着松日和建业的生死，委派资深裁判是国际惯例，中国足协在其他场次都依国际惯例行事，唯独给建业浦东之战派出了一个没有任何威望和资历的刘庆伟。刘庆伟在比赛中漏判误判，更多的是反判。刘庆伟有“奉命”之嫌，恐怕是连局外人也猜得出来，但仍然涉及到“证据”。也许只有刘庆伟有朝一日可以做证，但他手里恐怕也没有文字或录音带作为证据，于是又可能是个死案。
豫园主场出战建业，主裁是97年口碑很好的朱六一，但比赛之后朱六一还是被处罚，朱六一想讨说法，得到的回答是“不要问了”。
如果说徐根宝要“谢人”，最需要谢的肯定是足协的哪个官员。
我们有理由这样说：足协自己没能保证内部的纯洁，他们在关键时刻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了比赛，指定“靠得住”的裁判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一旦出了大问题，让裁判受过，日后找机会再补救，这个裁判的日子肯定会更加好过。
人们对王学智有看法，认为他是“主场裁判”，足协就有一万个理由不指派他执法国安和万达的比赛，比赛中王学智的确有偏护国安的嫌疑。虽然这是一场很普通的联赛，但由于有了“终结万达不败神话”的鼓噪，也就格外引人注目。派王学智执法，首先就让人怀疑这个“终结”有人为的成分，因此给本来非常精彩的比赛抹了黑。
王燕春一直和申花队之间存在相当的不信任，他应该是申花最不欢迎的人，但指派他主裁上海和万达的比赛很显然让人怀疑这种选择的纯洁性。上海舆论虽然相当克制，但还是指出了王燕春对万达的照顾。比赛的实际情况其实比上海舆论所指责的还要严重，王燕春几乎到了闭着眼睛判罚的地步，他险些在”97赛季最后一轮造成比赛中途流产。甚至可以这样讲，万达在这场比赛中也是受害者，他们不想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赢球，追平之后很明显地表现出厌战情绪。人们有理由怀疑指派王燕春就是想阻止申花取胜。这和帮助国安取胜形成鲜明对照，谁都要问到底是裁判出了问题还是中国足协有关人士出了问题。2
对裁判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与比赛的进程相关，比赛越临季末，对裁判的批判也就越厉害。这是很明白的原因，往往在这个阶段一场比赛就能决定一支甚至几支球队的命运。
足协的官员就曾说过，指责裁判的都是输球一方。这种说法有些市井无赖式，正因为裁判导演了一场比赛，才会出现不合理的胜负。赢球一边除了对裁判歌功颂德，我想不出它有什么理由也去指责裁判。大连对上海”97赛末的最后一场肯定是个例外，双方都不需要黑哨，都想打一场平等境况下的好球，但让王燕春给搅和了。
在”95赛季，全兴队主场胜率非常高，我能看到的所有场次全兴在主场都或多或少得到了裁判的帮助。客队几乎都要指责裁判不公，而全兴球迷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足坛奇迹：他们不止一次掀起保卫裁判赞美裁判的浪潮。这使怀疑裁判的公正性得到了反证：只有对裁判感恩戴德才会这么干，要知道裁判从来都是球迷和舆论的射击靶子。那一年的川吉之战引起了全国的震惊，戴宇光的不公正判罚导致了延边队采取消极踢法，最后弄得全兴球员也难堪起来，能进的球也不进了。
”96赛季鲁川之战发生了最明显的不公正判罚，这一回吃亏的是全兴。全兴队上上下下都愤怒，余东风还冲进场地和裁判理论，队员们也气得围追裁判，而且和保安发生了冲突。四川球迷这一回不保护不赞美，喊起了“惩罚”和“打倒”的口号，四川新闻界也连篇累牍就裁判问题开展讨论，但局限于讨论于敬仁和两个助理裁判。
我反复观看这场比赛的几个有争议瞬间，觉得于敬仁的最大问题不是良心出了毛病，他主要的失职是丧失了主裁判的决断力。他在执法过程中太害怕承担责任，更愿意顺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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