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外国教练水平高，其根本理由是说国外的足球水平高。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大赛洗礼的教练，他们大都从球员时起就经历了决定命运的高水平比赛。比如贝肯鲍尔，作为球员，他曾经在世界杯决赛中输给英格兰，也曾经战胜过如日中天的荷兰人，他还率须拜仁慕尼黑称雄欧洲足坛，还远离欧洲大陆和贝利一起在美国踢球……他的经历使这个德国人对任何一种比赛都视若平常，他知道球队领先时该怎样，落后时又该怎样；僵持该怎样，形式突变时又该怎样；对待弱队时该做什么，对付强队时不该做什么；贝肯鲍尔还懂得球场之外该做些什么和不做些什么……他的经验都是在高水平的比赛中积累起来的，每一次经验和教训都具有可以重复的价值。而所有经验之中最宝贵的部分就是如何取胜，所谓王者之气便是在不断的胜利中形成的。当了教练的贝肯鲍尔几乎经历了做球员时的所有场面，他输给了比拉尔多，又赢了比拉尔多，这使他成为最了不起的教练。
还有巴西的佩雷拉和扎加洛、阿根廷的比拉尔多、帕萨雷拉，还有荷兰飞人克鲁依夫和德国的钢铁后卫如今的老狐狸福格茨，他们都占有了和贝肯鲍尔相同的优势。因而才能率领自己的队伍纵横天下。我们当然也欣赏米卢蒂诺维奇，还有内波姆尼亚维奇，但这些人还没有储备成为世界冠军的智慧，因而他们充其量只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短暂的惊奇。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足球发展到一百年的时候，它已经和人类的其他生活一样形成了自己的特殊传统。经验在传统中会被结晶成智慧，智慧结晶规律，谁都必须首先遵从这些规律。然后才有可能提供新的经验。当我们把“足球是圆的”挂在嘴边时，就是我们对足球规律视而不见的开始。事实上，足球比赛是一项拒绝“冷门”的运动，实力最终决定最强者得世界杯。韩国人和抄特人可以在世界杯上逞一时之勇。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冷门爆到四强赛里去。“冷门”的形成有很多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强队自身产生了问题，不具备普遍性，所以说足球比赛最终是一项强者的运动。
回到中国队身上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教练员大部分都是球员出身，这一点不应该成为责备的理由，我是说我们的球员没有经历过真正高水平的比赛折磨，更没有夺取洲际冠军的经历，至于世界大赛，总是没等开始就结束了。他们不知道夺取冠军需要些什么，不知道最终的胜利需要什么，他们缺乏应付大赛的经验，对足球场上出现的突然变化不具备应对的头脑。
我们都还记得亚运会中国夺得亚军的事，那一次中国队进入了决赛，但赛前从教练到球员都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进入决赛。这样的球队是不可能拿到冠军的。因为他们没有想过去夺取冠军，因为不知道怎样去争夺冠军。看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你不难发现中国队在场上不是争冠军而是等待冠军。比赛之后人们看不见痛不慾生的场面。看见的只是如释重负的疲惫。教练很满意，球员很满意，足协很满意，球迷也很满意。中国女足也是同样的状况，奥运会上得了亚军，高兴得扯起国旗满场地跑，她们就是不懂失去冠军的痛苦。
马拉多纳和巴雷西知道冠军和亚军的区别，更痛苦贴近金杯又远离的滋味。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队不思进取，透过现象我们看见的是中国足球没有更上一层楼的准备。一旦这种时刻来临，从教练到球员都失去了智慧，他们处在一种智力真空之中，只能打到哪算哪了。
回到”98世界杯外围赛首战伊朗。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戚务生小组在经验上的短缺。这是一种没有胜利经验的短缺而不是没有领先的短缺，中国队并不是头一次领先对手，领先之后不会踢球看起来是技战术和心理问题，实质上是没有必胜准备的问题。从2：0到2：4大逆转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戚务生在开赛前就没有想到过中国队会如此顺利，他把这场比赛的基调定在保平而后偶然取胜方面。因而我们看到进球之前中国队踢得很好，一种潜意识已经贯穿在全体球员的行动中，他们努力拼抢，主要是遏制伊朗人的进攻，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寻求自己入球。张恩华的点球来得突然而意外，这从张恩华呆滞而激动的表情中看得出来。李明的进球更是额外的馈赠。这时候从球员到教练突然意识到我们可能要赢，戚务生的换人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所有在场的人们。但戚务生肯定忘记了最可怕的一件事：他压根没想到过会轻易攻进伊朗人两个球，更没准备如何保持胜果的战术。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戚务生的无知，实在是因为这一代人经历太多的失败，他们只会打那种被动的比赛或者毫无希望的比赛，面对这种“冷门”，无论是戚务生还是他的助手或者足球上层大员，都没有应付的经验，因而也就谈不到正确聪明的调整。戚务生换人没有错，错在换人后场上的打法反倒乱了套，攻的攻守的守，11个人的整体倾刻间土崩瓦解。伊朗利用了中国队留下的开阔地，从容不迫地对中国大门展开围攻。到这种时候，戚务生已经不能控制局面，球员们当然更不知道如何控制局面，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即将到手的果实让别人抢走。
赛后，几乎所有的人都骂戚务生，但这些人忘掉了一个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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