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社会史

　　刘晨，1986年生，山东滨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首批“博雅”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助理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义和团》等，在《近代史研究》《清史研究》《历史档案》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太平天国定鼎金陵，江南社会剧烈震荡。各阶层群体的政治取向发生分化，民众与太平天国的关系表现为消极避世、合作或对立等多重面貌。其中，民众与太平天国对立关系的形成、发展直接导致太平军对清战争形势的逆转。在太平天国统治区，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奄有苏浙膏腴之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民变”呈现了一道别样的历史景象。民变所展现的对立内涵具有特殊性和说服力。这些集体行动主要是利益的对抗，事件本身不甚具有明显的政治敌对意识；民变的大部分领导人和参加者是先前在社会分化浪潮中归顺或遵从太平天国统治的群体，他们的呐喊传达了更为真实的历史信息。“天国”民变的时空分布、人员构成、类型区划、动员模式、太平天国政府的调控应对等诸项因素全景式地展现了太平天国与民众对立关系的重要表现、成因及影响。与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前20年间清朝统治下的同区域民变相比，“天国”民变的各项要素既有前朝传统的延续性，又有战时太平天国自己的特殊性。　民变的抗争矛头大多指向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特别是经济政略。虽然文化反感与禁毁偶像、变动婚丧礼法等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是士绅和普通百姓排斥太平天国的重要原因，但切身的经济利益冲突才是引发士绅和普通百姓共同参与民变的根源。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统治方式转向的误差主要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在田赋制度方面承袭清朝旧制旧弊，以及在恢复传统社会经济秩序时自我孤立的政略。从这个层面说，太平天国只是在占领区实现了政权的易手，并未能实现新旧社会的转型交替。于是经济政略的弊病直接促生了江南在太平天国短短三四年统治期内的数十起民变。民变多元复杂的社会效应同样对太平天国统治产生影响。首先，民心渐失，后期太平天国“人心冷淡”的现实，不仅是在军中、朝内，在民间亦是如此；其次，“高效”镇压的背后，反映了民变耗费政府财力、牵扯行政精力和分散太平军兵力的实质。更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统治区风起云涌的民变宣告了太平天国在社会控制层面的失败。民变与团练、盗匪、腐败、内讧等不安定因素愈演愈烈，官、绅、民的关系陷入结构性失衡，社会失控加剧，太平天国的内溃之势已萌生于军事溃败之先。社会战略的失败，预示着“天国”陨落的命运。　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在太平天国占领下的广大乡村地区，乡村政治实践的主角仍然是“天国”政府官员和太平军。他们通过普及乡官制度将乡村管理纳入国家政权系统运行轨道、不遗余力地干预敏感的业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