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团体聚会？就如说是文学团体的聚会，私人集会，事实上梁先生参加过有多少？事实上这些聚会又都是言不及义，除虚应酬与恭维就无可作？我倒同意梁宗岱先生另外说文坛流弊根源那几句话，以为很诚恳动人，其中或有一二错字，意思是明白的。
但是我那篇文章所抨击的，又不止文坛上一种恶倾向而已。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便会发见我们学术界流行着一种浮夸，好炫耀，强不知以为知，和发议论不负责任的风气：那才是我们文坛底流弊底根源。
我以为值得凡是拿笔——尤其是拿笔议论人或讨论事的朋友注意。因为这种注意可以去掉执笔的一些不必需的傲慢，却又可稍微增加一点应有的谦虚。写出来的文章也许不那么雄赳赳，理直气壮，热烈兴奋，但自己立场总站得稳一点，也就比较容易接近“真理”。真理是一个渺茫名词，就常识言，不妨说它容易有“效果”；如作者所等待的效果。一篇批评文章辞胜于理，而又气胜于辞，它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本文第一点说的是滥用名词不可免。因为许多名词在专家和流行习惯下使用时，含义不一致，值得原谅。第二点说的是滥用名词不可免，或错误，或轻重失宜，有心人慾救济，也不一定必需照法国式一枪一剑，因为它求不出结论，如梁宗岱先生办法即是一例。综合两点得来一个结论却是盼望拿笔的用笔时谨慎一些。在个人机会上有到法国或英国跟名流谈天的，在职业上有教授和专家，容许他因此对于个人生活多得一种精神上的乐趣，和身分上的自尊。也许可朋友，因自己年纪较轻，用“我不明白不妨事，你还不应当明白吗”态度而增加被指摘的挪揄分量，得到快乐。但拿笔发表意见时，还是同样应负责的。批评要效果，不只是自己写出，得到情感排泄的痛快，同时还要给被批评者看，令他首肯，还要给一般人看，觉得坦白而公平。
梁宗岱先生求真的方法，可说代表一种风格，吵吵嚷嚷街头相骂的风格。有时是声音大能持久就可成功的。若我们觉得这太需要精神，不大经济，还不如学学“在帮的”吃讲茶办法，压住气谈谈好。在帮的谈的不过买卖婦女占夺权利俗事，但说理方法却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取法。
至于文学的进步，在一篇文章中寻章摘句，或筵席上一剑一枪。即或是极重要的，事实上恐怕也只有少数人如梁宗岱先生可作，因为这需要丰富的学问，以及在一个名词上求真的兴味。至于大多数人，倒似需要从大处看，明白中国情形（不提国家至少也应当明白中国文学过去当前的情形），知道想分担这个建设的光荣，得低下头来苦干，不自满自骄，也不妄自菲薄；不因自己一点长处忘却世界之大，也不因为珠玉在前即不肯努力。诚于工作而不必急于自见，不至于因一时得失而转变不已。各有所信也各有所守，分途并进且相互尊敬。批评它的得失者，能虚心客观的去认识它，明白过去和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形，再从此推测未来，比较有意义些，说的也中肯些，要进步，期以十年，必然会得到相当的进步，若说堕落和危机呢，似应当由三种人负责，一是写作态度不诚实，或变相抄袭，不觉得可耻，又善于作伪，用各种方法推销其作品的作者。二是见解窄，野心大，知道的有限，话说的极多，毫无真实信仰，唯利是趋，反覆无常，却常居领导地位的论客。三是又热心，又诚实，不过英雄气分太强，自视太高，容易把写作（不拘是论文，批评，创作）当成排泄情感的工具，不大明白自己也不大明白读者的人物。这三种人在许多情形下，都将成为进步的绊脚石，但也在可能机会上，大有助于新文学的发展（尤其是第三种人）。正因为我们背后还有一个无言者“时间”，虽沉默却比较公正，将清算一切作品，也教育一切作家。“信天翁”是我们用来嘲笑不负责之徒的名词，但一个作家在工作上尽责，在时间上等待，却并不十分可笑。一个关心目前中国文学，又明白文坛内情的人，一定会承认口号多，问题多，战争多，只缘于作家中忍受寂寞甘于作信天翁的太少。一些很有前途的作家，都在一面写作，一面推销，忙碌情形中混，时间不得帮助他反而毁了他，从这种当前的事实，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未来，未来的希望或危机，与其说是在“思想抉择”上，不如说是在“写作态度”上。
一九三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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