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定要去纽约找我。我一直在想象着他来到纽约时的情景，把什么都给忘了。那天他正在一块不知是谁家的农田里喝酒。
我在交叉路口下了车，堂兄们则带苔丽回家。他们在门前向我示意，父母都不在家，去摘葡萄了，所以我今天下午能待在这里。这是个有四间屋子的农舍，我难以想象他们一家数口是怎么住下的。厨房里苍蝇横飞，没有窗帘，就象歌中唱道的那样：“窗户，她破烂不堪，雨，她走进了房间。”现在苔丽在家里了，她围着水壶转，不断往里面添水。她的两个妹妹对我咯咯直笑。小孩们在路上嘻戏。
当晚霞从乌云后面钻出来的时候，这是我在峡谷的最后一个黄昏，苔丽让我去看看那个农夫的仓库。赫费尔芬格在路边有一个收成很不错的农场。我们把箱子聚拢到一起，她从屋里拿来几床毯子铺上，一切就安顿好了，只是屋顶布满了蜘蛛网。苔丽说没关系，只要我不去碰它。我躺在床上，看着这些可怕的东西，我走进墓地，爬到一棵树上。在树上我唱起“蓝色的天空”。苔丽和约翰尼坐在草地上，我们一起吃着葡萄。在加州，你吸吮着葡萄汁，然后把皮吐出来，真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夜幕降临，苔丽回家去吃晚饭，九点钟她回来了，还带了许多她吃的面条和豆泥。我在仓库的水泥地上生了一堆火照明。然后我们开始躺在箱子上做爱。苔丽坐起身，赶紧往家跑，因为父亲在叫她，我在仓库里能清晰地听见他的声音。她给我留下了一个披肩，好让我暖和些，我把它围在脖子上，走进月光下的葡萄园，想看看她家里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我蹑手蹑脚地走到离她家不远的地方，跪在温暖的泥土上。她的五个兄弟正用西班牙语唱着忧伤的歌。满天的星斗低低地悬在小屋顶上，火炉上的烟囱往外冒青烟，屋里飘散出豆泥和辣椒的香味。她父亲吼叫着，兄弟们仍在忧伤地唱着，母亲默默地坐在一旁，约翰尼和其它孩子们在卧室里咯咯地笑，一个多么典型的加利福尼亚家庭。我躲在葡萄园里，注视着这一切。我感到自己就象一个百万富翁，在一个疯狂的美国式的夜晚里冒险。苔丽出来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我从黑暗中向她走去。“怎么啦？”
“哦，我们吵了起来。他让我明天就开始干活。他说不想让我再蠢下去。索利亚，我想跟你一起去纽约。”
“但是怎么去呢？”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会想你的。我爱你。”
“但是我必须离开。”
“好吧，好吧，我们再在一起住一夜，然后你走。”我们回到了仓库，就在蜘蛛网下面做爱。这些蜘蛛现在正在干什么呢？我们在木箱上睡了一会儿，这时火已经灭了。午夜时分她起身回家。他父亲醉了，我能听到他的大声咆哮，然后一片寂静，他大概睡着了。星光映照着沉睡的乡村。
早晨起来，赫费尔芬格从马棚的窗子里把头伸进来，说：“睡得怎么样，小伙子？”
“很好。我希望在这儿没打扰您。”
“当然没有。你爱那个墨西哥小荡妇？”
“她是个很好的姑娘。”
“也很漂亮。我想牛大概已经出栏了。她有一双蓝眼睛。”我们又谈起了他的农场。
苔丽把我的早饭送来时，我已经整理好帆布包，准备回纽约。从我在沙比纳拿到钱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这一天在等着我了。我告诉苔丽我要走了，她已经想了一夜，这时只有听任命运的安排。她动情地在葡萄园里吻了我一下，便背对着我走开。大约走了十几步，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爱情真象是一场决斗，我们彼此再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
“纽约见，苔丽，”我说。她打算一个月之后与她哥哥一起开车去纽约，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走了100米，我又回头望了她一眼，她正拿着给我送早饭的盘子，向家里走去。我凝视着她。噢，多么令人忧伤，我又上路了。
我从高速公路向沙比纳走去，在路边的树上摘了几个核桃吃，我穿过铁路，走过了一个水塔和一个工厂，来到铁路邮局去取从纽约寄来的汇单，但这儿关门了。我一边骂着，一边坐在台阶上等。邮递员回来了，邀我进去，我的钱来了！我姨妈又救了我这个懒虫一命。“明年谁将获得世界集邮冠军？”面孔瘦削的老邮递员问我。突然我意识到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我正在回纽约的路上。
峡谷的10月，白天很长。我沿着铁路线走着，希望能遇上一辆大平板车，这样我就可以加入那些摘葡萄的流浪汉们的行列，一路上分享他们那纯朴的快乐了，然而始终没有等到。我走向高速公路，在那儿很快就搭上了一辆小汽车。这辆车简直是我一生中坐过的最快、也是喇叭最响的车。开车的小伙子是加利福尼亚牛仔乐队的提琴手。这是一辆崭新的车，他把车速开到了每小时80英里。“我开车的时候从不喝酒。”他说着递给我一品特酒。我喝了几口，又递给他。“太好了。”他说着，也喝了起来。我们从沙比纳到洛杉矶的愉快旅行，长达250英里，只花了四个小时。我在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前面下了车。我如期到达，又开始按原订计划进行了。我买了去匹兹堡的车票，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买票直达纽约。我到匹兹堡之后才真正感受到没钱的窘迫。
汽车10点钟开，我还有四个小时可以好好地在好莱坞转转。我买了一块面包和一些意大利香肠，准备做10个三明治带着上路。我只剩下一美元了。我坐在好莱坞停车场后面的矮墙上，做三明治。正当我在进行着这项伟大工作的时候，突然好莱坞无数只耀眼的弧光灯射向天空，把整个西海岸照得如同白昼。包围着我的是黄金海岸之夜的喧嚣和疯狂。这就是我的好莱坞“生涯”——这就是我在好莱坞度过的最后一夜。6
拂晓，汽车穿过亚利桑那沙漠，无垠的大漠一直向南延伸到墨西哥山脉。然后我们又往北开过亚利桑那山脉和一些小山城。我从好莱坞教堂里偷来一本精彩的书，但现在我更愿去读美国这秀丽的风光。汽车的每一下颠簸，每一次爬坡，窗外的每一个景致，都会激起我神秘的渴望。傍晚时分车子驶过新墨西哥，天亮以前到了得克萨斯州的达尔哈特。在一个萧瑟的星期日下午我们驶过了奥克拉荷马的一个又一个小城，黄昏过后到了堪萨斯。车子继续往前开，我10月份就可以到家了。
中午，车子到达圣路易斯。我走下车，沿着密西西比河散步。巨大的原木从北面的蒙大拿漂流而下——这种巨大的奥德赛原木是我们美洲大陆的骄做。古老的蒸汽船上雕刻的花纹已被河水和风暴所侵蚀，花纹上沾满了沙子，老鼠来回乱窜。下午的密西西比河上笼罩着厚厚的乌云。汽车继续前进，夜里穿过印第安那州的玉米地，月光鬼影似地在地里晃动。在车上我结识了一位姑娘。在到印第安那波利斯的一路上，我们彼此爱抚着。她的眼睛近视，当我们下车去吃饭的时候，我不得不拉着她的手。我的三明治早吃完了，她替我买了饭。作为报答，我给她讲了很多故事。她是从华盛顿来的，整个夏天都在那儿摘苹果，她家住在纽约北部地区的一个农场。她邀请我去那儿。我们约定在纽约的一个旅馆里再见。她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下了车。我就一直睡到匹兹堡，然后又搭了两次便车，一辆是运苹果的货车，另一辆是个大棚车。在一个温柔多雨的夏夜，我到了哈里斯堡。我一刻也没耽搁，因为我很想家。
这真是一个闹鬼的夜。魔鬼是一个背着纸做的背包的小干瘪老头，他说他要去“加拿狄”，他走得很快，命令我跟在后面，并告诉我前面有座桥，我们可以从那儿过去，他大约60岁左右，喋喋不休地谈着他曾经吃过的美餐；他们给他的煎饼上涂了多少奶油，他们多给了他多少面包；老伙伴们又是怎样邀他去度周末；他临行前又是怎样痛快地洗了个澡；他现在头上戴的这顶崭新的帽子又是怎样在弗吉尼亚的路边拾到的；他又是怎样闯进城里的每一个红十字会，以证明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哈里斯堡的红十字会又是怎样地名不符实；他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又是怎样艰难等等。但是无论怎样我一眼就看出他只是个不那么令人尊敬的流浪汉，他一会儿可以闯进红十字会，一会儿又可能站在南大街的角落里伤心地向行人要上几个子儿。我们都是流浪汉，我们一起沿着呜咽的沙士魁纳何走了七英里路。这真是一条可怕的河流，两边峭岩上的灌木丛象披着长发的魔鬼站在水里。漆黑的夜色遮没了一切，只是偶尔有一辆车从河上穿过，车灯把两边峭岩上的灌木令人恐怖地展现出来。老头告诉我他背包里有一根很漂亮的皮带，我们停下来让他从里面抽出来。“我买这根皮带是在——是在马里兰的佛莱德里克。他妈的，我把它忘在佛莱德里克斯堡的柜台上了吗？”
“你是说佛莱德里克。”
“不，是佛莱德里克斯堡，在弗吉尼亚州！”他又开始喋喋不休他说着马里兰州的佛莱德里克和弗吉尼亚州的佛莱德里克斯堡。他总往路中间走，好几次差点被车撞上。我真希望这老家伙在这漆黑的夜里赶紧上西天，死掉算了。前面根本就没有桥。我在一个铁路地下过道处把他甩了。我走得满身大汗，我穿了一件汗衫，两件毛衣。一个小酒店射出的灯光，照着我痛苦而又疲惫不堪的样子。有一家人正走在马路上，这时正好奇地看着我。我感到特别惊奇的是，这个宾夕法尼亚破旧的小酒店里竟然有一个纯正的男高音在唱着感伤、动人的黑人民歌。我聆听着，呻吟着。天开始下起大雨。一个人把我带回了哈里斯堡，告诉我路走错了。就在这时，我看到那个干瘪老头正站在路灯下，伸着大拇指，做出要搭车的手势——可怜的、被遗弃的老头，迷途的羔羊，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的幽灵。我对司机说了这个老家伙的故事，他把车停下，告诉那位老人：
“听着，伙计，你应当往东走，不是往西。”
“啊？”老魔鬼问道，“不要给我指路。我已经在这儿走了几十年了，我知道。我是去加拿狄。”
“但这并不是去加拿大的路，这是到芝加哥和匹兹堡的路，”老头对我们满肚恼火，走开了。我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他那只白色的背包消失在阿利根尼忧郁的夜色之中。
我本来以为美国的野性只表现在西部，然而当我遇到这个沙士魁纳河畔的幽灵时，我的看法改变了。不，东部也充满野性。这就是本·弗兰克林在牛车时代所看到的野性，这就是乔治·华盛顿当印第安斗士时所表现出的野性，这也是丹尼尔·布纳的小说中所措写的那种野性，当布莱德福德筑成了公路的时候，大伙们在小木屋里欢呼着把他抛向天空。
那天晚上我在哈里斯堡火车站的长凳上睡了一觉。清晨，车站的主人把我赶了出来。当你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时，当你还生活在父母的怀抱里时，难道你不是对一切都抱着肯定的态度吗？然而当你独自面对人生时，当你发现你自己原来是那样可怜、悲惨、穷困潦倒、赤身裸体、无依无靠，面容枯槁、形如魔鬼时，你就只能面对这梦魔般的人生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出车站，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我眼前只有如同坟墓一般苍白的早晨。我几乎要饿得昏死过去，我唯一剩下的就只有几个月前在内布拉斯加的希尔顿买的几片感冒药了，我舔着它们外面的糖衣。我不知道怎样去乞讨，几乎连走到城外的气力都没有了。我知道如果再在哈里斯堡过夜，我会被抓起来的。我诅咒这个城市。带我搭车的那个瘦子告诉我有节制的饥饿对健康的好处。当车子向东部疾驶时，我告诉他我快要饿死了，他说：“太好了，太好了，这对你大有益处。我自己也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这样能活150岁。”他瘦得皮包骨头，象一截木棒，象一个玩偶，又象个疯子。如果我搭的是一个肥胖的大富翁的车子，那该多好啊！他一定会对我说：“我们开车去找个餐馆，先吃些火腿和大豆再走吧。”真倒霉，我碰上的却是这么一个疯子，他竟然相信饥饿疗法！车开了100多公里之后，他才宽厚地从车后面拿来了一些奶油面包和三明治。他是一个管道装置公司的推销员，经常去宾夕法尼亚一带推销产品。我狼吞虎咽起来。突然我笑了，只有我一人坐在车上等他，他去亚林镇打电话了。上帝啊，我被生活折磨得筋疲力竭。但这个疯子快要把我带到纽约了。
突然我发现自己已经在时代广场。我周游了整个美国，行程八千哩，现在又回到了时代广场，这时正好是交通高峰期，我用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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